当然，被压迫人民也有可能把符合于自己利益的要求，用伪托天启的方式说成是来自上天的天道或天命。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曾不断出现过。但是，在剥削制度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神灵，总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和神灵，它们享有传统的特权和优势，在社会上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这些作为被压迫者意识形态之宗教外衣的“伪托天启”，是难以与正统的统治宗教争锋抗衡的。它们总是被正统宗教打成“异端”而遭到镇压，以失败的命运告终。上帝的天命和启示，在中外的历史上，几乎总是偏向统治阶级一边。更为重要的是，被压迫人民把自己的解放，寄希望于上天的天命，正是他们丧失自主性的软弱无力的表现。对天命的信仰愈是虔诚，自主性的丧失也就愈加彻底，在行动上往往更加软弱无力。无论把宗教天命观想像得多么美妙，也不会给苦难人民带来好运道。几千年的宗教史证明，宗教的天命从来不是属于苦难人民的意识形态。

如上所说，宗教天命观所包含的道德、智慧与权能三种神性，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特性的宗教异化。但人类自身的特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人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所谓人的特性常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道德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至于理智与权能的运用，一般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当它们被投射到神性世界而成为天命观念的组成内容之后，神灵的神意，上帝的天命也就具有了确定的阶级内涵。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宗教成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原始时代的自发性全民宗教演变为阶级社会中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宗教。于是，神意和天命便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间帝王的“帝命”的代名词，宗教天命论从而成为君权神授的政治理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利用宗教天命论来论证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所归，并以之为据，要求人民绝对驯服于统治秩序之下。在我国历史上，上帝（或天）与人君一直有着宗法血缘关系。人君是天的长子，天的“命”当然是以“天子”为中心而转动的。基督教的上帝被称为“天父”，是所谓一切人的“父”，表面上似乎超出了狭隘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但既然社会秩序、伦理规范皆由天命所定，而现存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却又具有明确的统治阶级之性，被压迫人民服从“天父”之命，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奴隶。《新约圣经》的许多经文因此而直接要求人民绝对顺从当权者的统治。《罗马人书》写道：

第三、宗教天命观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

一事当前，人如何行动，取决于此人对此事的判断。同样，神意和天命的性质和内容亦取决于神的判断。对于神灵的内心世界，神灵的道德属性和理智特征，有些宗教神学家是用富于情欲和意志的色彩塑造和描绘出来的，而有些宗教神学家则使用富于智慧和理智的笔调去精心雕凿。这样一来，就使不同宗教的天命观，在内容和性质上有不同的形态和色调：或者发自于神灵的恣情任意，表现为注重情欲的天命观；或者出自于神灵的伦理和理性的思考，使其天命具有某些伦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前一种天命常常是反复多变，不可捉摸。神灵喜怒无常，天命亦不可预测。后一种天命则往往表现为有常的天道和整然有序的世界结构。在一种天命观中，既然天命取决于神灵的好恶与喜怒，故人们可以用种种献祭、仪式的宗教信仰行为去影响神的情绪，投其所好、博其所爱。发自神灵的天命是可以改变的，其于人事的利弊是可以影响的，正如对贪婪的法官，可以通过贿赂而影响其判决一样。但在后一种天命观中，由于天命有常，表现于一定的规律和整然有序的世界结构之中，所以，天命是定然如此，不可改变的。这种规律和秩序，我国传统宗教常以“天道”之名称之。“天道”是天帝无声的命令，它显示了天命的不可抗拒、不能改变的神圣性。在这种天命观念支配之下，宗教天命论常常具有前定宿命论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