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素以“丝绸之国”闻名世界，中国南部广大地区自古以来桑蚕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刺绣、织锦工艺的发展。中国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简简单单的一根银针、几缕丝线就能在丝绸上勾画大千世界、再现千娇百媚。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等，都是对刺绣的歌颂。

堆绫：堆绫也叫贴绫，属于变体绣的一种，以绫代替刺绣，选用薄绫和软缎进行单层平贴或层层套叠，使其平贴于绣面。它不是完全借助各样丝线或其他种类的线进行刺绣，主要是借助不同形状的面料进行纹样的表达。丝绫堆绣是一种独特的手工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我国的荆州一带就已经有了这种工艺的雏形。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得以充分地发展，形成一种独特的工艺，叫“贴绢”和“堆绫”。“贴绢”是以单层的丝织物剪成图案平贴，贴后加线缝制，或不缝制。而“堆绫”是用绫或其他织物剪成需要的图案的各种形状，通过剪贴、堆叠而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图案，有的还在花片中填充棉花或使纹样隆起成为浮雕状，图案形象立体感强，别有风格。唐朝时期，一般佛堂里边的佛幔、佛桌帷和佛幡，多以堆绫工艺作边沿装饰或者通体采用堆绫工艺。在敦煌莫高窟中，曾发现一片在深蓝色绢上用黄色、绯色和白色绢剪成八角形花朵缀饰的唐代绢幡，是早期的贴绢制品。唐代词人温庭筠《菩萨蛮》中有“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里的“贴绣”指的就是“堆绫”。宋代以后，将堆绫、贴绢与刺绣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装饰手法，促进了堆绫工艺的发展。

唐代社会，其高度繁荣的封建经济，加之民族融合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在唐代，工艺美术有官、民之分，此外还有直属中央的少府监及将作监。少府监，在高宗、武后时曾称内务监、尚方监，所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制造帝王后妃、宗亲贵戚、内外臣工的舆服器用及各类玩好。《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中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唐代刺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唐太宗时，内职官中已设“绣帅”一职掌管刺绣事务，与织帅等并列。唐代刺绣进步的标志有两个：题材的拓宽和技法的丰富。由于唐代佛教的盛行，善男信女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心，绣经、绣像逐渐成为刺绣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刺绣技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苏鹗撰《杜阳杂编》曾说南海女子卢媚娘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的大小不逾粟粒，但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又载有：“（唐）同昌公主出嫁……（有）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绣品的日益精巧促进了唐代刺绣技法的提升和发展，针法日益增多和丰富。随着刺绣工艺的成熟以及对佛像等绘画性刺绣作品的需求的激增，致使唐代的刺绣成为刺绣史上的分水岭，促使刺绣朝着欣赏性绣画与日用实用绣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刺绣的技法在刺绣题材的要求下，针法臻于成熟，并进入了多种针法综合融会发展时期；齐针绣或近似于套针的长短针法已逐渐受到了欢迎，并广泛应用到一般生活用品与宗教用品上，另一方面则加快了刺绣在民间的普及，这在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有所反映。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是对于刺绣应用的咏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