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手工艺人在制作过程中处于身心合一的状态。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人受到技术的压制，成为机器生产流程里重复劳动的工具，丧失了自由表达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在工业文明时代，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人们被迫去机械化地从事简单的工作，“强迫他们否定自己的人性并像机器人那样做着重复简单的劳动。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能表达他们自己”。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方式削弱了人们自由创造的能力，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类社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而鄂西土家族织锦主要是由土家族女性完成的，在制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均是随意的、概念的表现，或是规整的概括，或是装饰的均衡，或是模糊的抽象，或是大胆的夸张。只要他们认为好看的、美的，就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一种可贵的主体意识”。由于土家族织锦最初主要用于姑娘陪嫁品、情侣间定情信物以及服饰等，因此,土家族女性在制作织锦的过程中，处于身心合一的自由状态，她们用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以及各种想象中的图案纹样对织锦进行装饰，使得她们的手工艺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羌族人民自古就有尚美的精神，银饰是羌族妇女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其传统的银饰主要有银牌、簪子、圈子、戒指等。这些精美的饰品都出自羌族银匠之手。远古时期，羌族有在手腕上佩戴藤条的习俗，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佩戴藤条的习俗就慢慢地被古羌银手镯（圈子）替代。但是古羌银手镯依旧沿用了藤条的样式，从远处看，古羌银手镯就好像藤条一般。银手镯纹样以卷草纹、云纹、如意纹镌刻而成，采用了鼓花、平刻花、镂雕花等工艺制作，使得图案栩栩如生，古朴大方。凤凰挂件是明清时期妇女最喜爱的头饰之一，挂件上的凤凰以细银丝编制、银边焊接而成，挂件行则动摇，簪头凤凰呼之欲出，使人顿觉美不胜收。从凤凰挂件上可以体现当时羌银饰手工艺人高超、精湛的技艺，只可惜的是这种工艺技术现已失传。

在调研小组采访过程中，刘秀花曾几度谈到京绣发展的困境：没有足够的资金开设门店，又没有稳定的市场渠道。这不单是刘秀花面临的窘境，同时也是许多像刘秀花一样的农村手工艺人面临的困难。保护传统手工艺，首先要给传统手工艺产品一条出路。因此，推动非遗艺人沟通和行业整合，改变其零散发展现状，是将非遗行业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举措，如设立“非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推动建设“传统手工艺品—条街”等等。

尤其是高校中的设计教育体制应该担负起传统工艺美术设计教育，西方国家都有这样成功的案例。西方早期的包豪斯设计教育，手工艺是一个主要的课程内容，如金属工艺、木工工艺、陶瓷工艺、织物工艺等。它在很多方面大大发展了现代手工艺，如在建校宣言中呼吁要将手工艺人提高到艺术家的层次，如将工艺传统和20世纪先锋派艺术相结合。日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采用了所谓“双轨制”的方针，在努力发展现代设计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使得日本的手工艺制品在现代设计和传统文化上具备了一脉相承的独特艺术魅力，在东方文化乃至整个全球文明中都熠熠发光。

表2-5是随机对当地的手工艺人进行调研后所得出的统计表，但在此表中，手工刺绣或剪纸年收入为零或仅有几百元的人员中，有在首届花腰彝手工刺绣大赛中入围的，甚至是获得大奖的优秀选手。她们大多住在较为边远的村寨，也并没有在集市中有摊位可以贩卖手工艺制品。所以尽管她们有着非常高超的技艺，但却被埋没在了由交通的不便、信息沟通的不畅以及自我推销意识的不足所构成的重重叠嶂中。如若没有课题组参与筹划的首届花腰彝手工刺绣大赛，她们的天赋与技艺恐怕很难被外人所知晓，而这门精妙绝伦的手艺也很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保护而最终走向衰落。

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的400年间，中国内部战乱分裂，公元220年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地处江东，自古就是盛产蚕桑的地方，但织锦工艺还是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周瑜攻打皖城，从袁术那里俘获百工及鼓吹部曲3万余人到吴国。公元263年，交趾太守孙胥曾征手工艺人千余人送到建业（南京），吴国后宫亦有织工数千人，吴主赵夫人能织云龙虬凤之锦，刺绣五岳列国地形之图。在吴国政府的倡导下，吴国的农桑蚕织稳步发展，左思《吴都赋》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浙江诸暨和永安（武康）出产御丝，吴丝蜀锦名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