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上的服饰以刺绣为主体，其绣花手工是苗女倾其多年青春岁月累积而成，穿着它时除了承传远祖规训，同时也证明穿着者的刺绣能力，证明了这一能力也就体现刺绣者未来的幸福人生。半耕半猎的苗寨，大多数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寒冬将至好多家庭连被子也没有，围着火塘度过寒夜，一到该穿盛装的时候，她们身上闪耀着刺绣的色彩与银饰的辉光，成为世上最美丽、最富有的人。一代代苗女们基于幸福的内在追求才会有绵延不尽的盛装出现。按常理幸福感与生存条件的满意相一致，人才能感到幸福，苗家绣女贫困的现实不会影响幸福指数的改变，因为她站在自我实现的最高层了望未来，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

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鲁锦极其丰富的图案结构变化，常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正是鲁锦图案对于视觉感官的强烈冲击，只需合理应用其中精髓，以现代的设计手段和审美原理对其造型元素进一步加以提炼、发挥、延伸，则鲁锦产品便将美学性、民族性和现代性融为一体，更能体现出鲁锦产品的艺术价值。

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会对创作对象所要达到的某种形式结果进行艺术构思，构思过程中图式语言表现为与呈现效果相关的物体的图形、符号等等，这些都是源自画家心中对客观存在物体的主观想象，这些图形符号现在我们将他称作艺术“草稿”。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强调个人在对客观世界的感悟后，在内心中形成艺术构思。与之相似概念的贡布里希也认为：“一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艺术，他注重的不是外部的客观自然，而是建立在一定知识、经验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概念性图像'”。在绘画中，画家将作品的构图、色彩、造型等视觉元素组合在一起，通过个人主观意识加工，再借助一定的艺术媒介，形成自我独有的绘画图式语言。亚里士多德曾说：“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没有思考”“心灵”在这里是艺术家内心中对是事物的感受与思考，这对艺术家进行主观创作有很深的影响；“意象”是艺术家在接触事物后，在心中描绘出来的大概的绘画样式。这强调的是艺术家主体，在环境的影响下艺术家运用独特的绘画图式语言像外界传递自己对绘画的思考，也因此不同的图式语言造就了丰富的绘画世界。

在基督教世界，修院曾经垄断整个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对青年人进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七艺”教育。由于古代文献资料多保存于其中，修院成为中世纪西方学术活动的中心，这也是中世纪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多是修士的原因。中世纪以圣经和教文著作为凭借而发展起来的神学哲学体系，也因此被称为经院哲学。基督教神学吸收古希腊哲学为论证信仰服务，九至十二世纪以柏拉图主义占主导地位，十三至十四世纪则以亚里士多德体系为主，十三世纪多明我会的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后来成为天主教的宫方神学。在经院哲学的末期，有邓斯•司各脱与托马斯相对立，而威廉•奥卡姆则对教皇的世俗权力进行了批判。从隐修制的兴起可以明显地看到宗教的出世性质，但修院的腐化又表明它并不能脱离世俗的社会。这种矛盾也表现在经院哲学的理论发展当中。

在西方，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摒弃了国家和法起源于神意和永恒正义之说，认为它们来自人的利己本性，政治是强者为压迫弱者达成的协议，或是弱者为保护自己进行的结合。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为了消除专横、贫困和强暴，不得不进行合作，国家遂由此产生。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就是“政治动物”或“城邦的动物”，而城邦就是政治。国家是由家庭开始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

宗教分类的关键，在于我们据以分类的原理或原则是否正确。一种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正确的分类原理，实质上乃是关于对象之不同层次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所以，此种分类原理的发现和提出，乃是从杂多性的感性认识到统一性的理性认识的进化，也就是从认识事物之现象到认识事物之本质的发展。这种进化和发展显然不可能实现于认识过程的开端，而只能完成于认识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终点。然后终点又变成开端，为科学研究打开进入新阶段的大门。西方的生物分类学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才由十九世纪下半纪的林奈分类学总其成。林奈之后，生物分类法仍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之中。相比之下，宗教学关于宗教分类的研究和应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所以很不充分，至今尚没有形成得到一致公认的科学结论。我们必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果，一方面对宗教的本质和现象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日益接近于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