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作为印度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当然是为婆罗门和刹帝利两大种姓组成的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由于婆罗门教强调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把广大的首陀罗种姓和其他贱民排除于宗教生活之外，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失望与不满，加剧社会矛盾。当公元前一千纪中叶雅利安人势力扩张到恒河流域以后，被征服的达罗毗荼族等土著居民被赶进首陀罗和贱民的队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在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刹帝利种姓也不会甘于二等贵族的地位而接受婆罗门至上主义。所以，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在印度兴起了各种非婆罗门教的宗教和宗教哲学思潮，它们的代表人物大多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兴起和传播的地区主要是在恒河流域。其中最主要的是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佛教不承认吠陀权威而自立教义，不赞成祭祀万能而寻求新的解脱之道，不接受婆罗门至上、首陀罗不能再生、而主张四姓在宗教上平等，人皆可得解脱。佛教的这些主张缓和了阶级矛盾，从根本上有利于奴隶制度的巩固，代表了刹帝利王族的利益。所以，佛教在释迦牟尼在世之时就得到了一些国君的支持，不断发展。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尊佛教为国教，压倒了传统的婆罗门教。公元一世纪以后，印度分为‘南北朝’，北印度为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尊奉佛教；南印度的安达罗王朝则大力提倡婆罗门教，与佛教对抗。公元四世纪笈多王朝时代，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的若千教义和民间的多种信仰，逐渐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印度教。这里所说的印度民间的多神信仰主要是指一直流行于非雅利安的土著民族中的各种信仰、仪式等。婆罗门教为了宣传他们的信仰，便用通俗的形式，编集了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具有神话内容的大量的《普罗那》。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早期吠陀中神灵世界的结构，把梵天、毗湿奴、湿婆抬高为三位一体的至上神，并把民间传说的英雄附会为毗湿奴的化身。《摩诃婆罗多》中的哲学诗篇《薄伽梵歌》，调和各种思潮，对婆罗门教义作出新的说明。它针对佛教脱离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教义，主张各社会阶级严守自己的地位，尽自己阶级所应尽的社会职责。至于由于尽社会职责而产生的业因，可通过对至上神的虔诚信仰和热爱而得到解脱。《薄伽梵歌》的很多思想，为古典婆罗门教向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度教迄今仍将该书奉为经典。公元八一九世纪，商羯罗（788—820）站在奥义书一元论的立场，吸收佛教的教义，对婆罗门教一系列理论问題作了新的阐发，并在实践上改革了婆罗门教的行事。他云游印度各地传道，与顺世论（唯物论），佛教徒和其他教徒进行辩论，在印度各地建立印度教寺院，组织正式的印度教修行团。由于统治者支持印度教，夺取佛教寺院的地产和财富，佛教势力衰落，印度教在全国获得优势，直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