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全国年画的题材被文化专制局限在领袖像、“样板戏”等极狭窄的范围。1978年三中全会后，创作思想解除了禁锢，年画内容适应了城乡广大群众的需要；同时纸张生产大幅增长，取消了“控制印数”的瓶颈。天津人美社的年画和全国一样出现了大好形势。趁此东风，为进一步开展年画出版工作，于1981年4月至6月天津人美社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研工作，由社长张映雪（与1954年首任社长张映雪同名，他俩都是山西人）同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共七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上海、江、浙、川、陕、晋、冀七个省市学习、调查各地年画创作与编辑出版发行状况，了解各地对天津人美社年画出版、发行的意见。在西安还对碑林、新城、莲湖三个区做了详细的抽样调查，发现年画销路在大城布逐年下降，而历画则处在蓬勃上升的状态，年画和历画的发行量在城市比例为2:3,在农村比例为3:1。各地发行部门对天津人美社的年画缩样及年画发货过迟、包装不好、年画破损多、提出很多批评意见。通过这次调研，天津人美社决心在年画上打一次翻身仗。在1982年度出版工作安排上，重点抓了年画的发稿质量和印制质量；把历画列为重点；在分发缩样方面，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和各省商定将过去先发省店，再由省店转发县店的办法，改由天津直发全国各县，以缩短邮程和时间；出版社和发行所还共同采取措施，改善了年画包装，提前发货时间，基本扭转了过去迟发迟到的现象，杜绝了个别基层书店到春节后才到货的情况。1984年以后，天津人美社每年春季都派一批干部参加全国主要省份的年画会议，推广、介绍当年出版状况，重点展出年画、历画成品样张，同时捜集各地年画出版的新情况和对天津年画的新意见，以为来年改进工作的依据。

从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纸张供应紧张情况，天津美术社也采取了压缩出版数量、提高质量的措施，停办了创刊于1953年的《天津画报》，撤消了“少年儿童美术出版社”，停刊了《少年儿童画报》，限制年画印数，凡每种超过10万份的要送文化局及市委机关审批，年画总印数由1958年度的719万，减少到1960年度的320万。那时，天津第三造纸厂生产的年画所用的单面胶版纸，大幅降低木浆的投入，而增加草浆比例，最后全部使用草浆生产，拉力小，年画在包装、运输、销售中破损很多。纸厂将其它化工厂生产的下脚料废水运回，称之为“漂液”，以代替缺乏的漂白粉。生产的年画用纸，正面颜色发灰，背面凹凸不平，手感如触亚麻布。当时天津美术社年画缩样仍用双面胶版纸印刷，以致与年画成品质量相距甚远。根据各地书店的要求，将实际用纸纸样附装在年画缩样内。就是这样质量的纸张，还不能充分供应，出版社只好量米下锅，在编发订货目录时，由负责总发行的河北省新华书店（1958年2月天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辖市），根据出版社的计划印数通知各省的分配数。如某省上来的印数超出分配数，就由河北省书店在发货时予以核减。

天津解放之初，年画的发行主要是通过鼓楼北和宫南北大街私营画庄的旧发行渠道，每家都有各自的批发客户，这从石印年画时代就一直沿袭下来。1950年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和1951年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除新华书店系统外也依靠他们。1951年，全国报刊已纳入邮电部“邮发合一”的渠道，画联成立后，华北各省市的年画都将集中到天津出版发行，邮电部闻风而动，派了两位负责干部到天津，通过天津市邮局和画联联系，希望所有年画均交天津市邮局总发行。邮电部认为邮局发行年画有两大优势：一、年画发行季节可以随印随由铁路邮政车及时发运，手续少，发运快，运费省；二、邮局在全国城乡网点密，方便群众购买。有关发行费用折扣、发运手续等细节，双方均已谈妥。但在最后即将签订合同之际，邮局提出在运送途中有破损，要求画联每百张另加四张耗损率。画联认为，年画发行向无此例，而且发行折扣已经包括了包装运送耗损率等费用。双方为此多次协商，画联后来让步同意另外加付百分之二的损耗，但天津市邮局坚持百分之四，协议竟因此功败垂成。如果当时双方都能从长远角度着眼，和报刊一样，实现全国年画统一由邮局发行，对后来年画出版、发行方面会有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在春节铁路运输特別紧张时期，也正是年画集中运送上市的时刻，和邮电部协商未成，年画发行复归新华书店，后来书店为了均衡铁路发运，不得不要求出版社从春天就开始预印，于是导致有些品种预印数多，而实际订数少，造成积压；由于提前预印，又导致年画出版周期过长，有些当年发生的重大现实题材，无法在下年度春节年画中体现。这种缺陷使年画的社会效益受损而难以弥补。

关于武强年画的兴起年代，因为缺少文献记载，目前还很难讲清。但它的产生绝非偶然，自有多方面的因素。有些片断零散的史料和传说，尚可作为探讨的依据。一则传说是明初该县杨齐居村人杨老公（太监）曾回乡在南关开设纸坊，供应人们新年贴对联的红纸，以后发展为刷印“五色纸”。又有传说谓武强的门神样子是宫里传出来的。按：明代永乐十八年始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因此，杨老公的纸坊开业最早不会超过14世纪中叶，“五色纸”可解释为木版套印年画。武强的门神式样从宫里传出未必可信，但早期受到京都门神式样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武强北距北京仅有249公里之遥，商旅往来颇为方便，北京在辽金时即有相当规模的雕版印刷，明代正阳门外有刻印通俗小说戏曲的书店，其插图非常精美，新年的节令画也在民间流行，因此不可忽视京都文化对武强的影响。武强境内有诸多水系通过，由漳河、滹沱河往东北可达静海和天津。武强年画与杨柳青镇的年画业联系颇为密切，武强有不少刻工去该地谋生，有的将画版、画样带回本县，武强人甚至把画店开到杨柳青南乡和天津市，彼此相互交流，对武强年画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另外影响武强的还有晋南年画的雕版印刷，明代初年有大批移民到武强，经营年画的范氏即从山西迁来。因此探讨武强年画的发展不可忽视晋南文化的影响。武强旧城建于五代后周，但在宋金以后屡毁于战乱和水患，明成化年间重加整修，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和十数条小巷，商号设立于大街两旁，嘉靖年间建崇圣祠，修城府馆，清乾隆时又在县城建彰善坊，创书院，修养济院。此时武强属深州，其县城颇具一定规模，城门外称关，分东西南北四方位，大约也在此时，南关成为武强年画生产中心和主要集散地。从这些传说和零碎迹象中隐隐可见武强年画业发展的影子。全国一般的年画产地也大多兴于明代而盛于清朝中期。武强年画早期作品皆已湮没不存，志书对武强年画亦无记载，从民间年画整体的发展情况，结合武强县城及该县明初移民后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发展的历史思考，其年画业之兴起恐难超过明代。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发现更确切的史料。

画店销售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自产自销的，一方面生产，一方面销售，全在一个画店里进行；另外一种是在纸扎店、香烛店、书店、画店等店中兼售，尤其是在春节前的大量销售。在清代同治以前，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坊多集中于七里山塘街与桃花坞一带。当时，山塘街是运河沿岸非常繁盛的商埠，四方商船多停泊在这里，他们除购办货物之外，总要到桃花坞年画画铺带一些苏州特产——木版年画回去。到了春节，家家户户都有张贴年画的习俗，很多平时买卖杂货或书画的店铺，兼营桃花坞木版年画，生意兴隆。

1949年初，北京解放不久，由党领导的私营大众书店于4月1日开业。发起人郭镛任北京店经理，张道梁任天津店经理，张守谦任上海店经理。津沪两店均于7月1日开业，三店以出版为主兼营门市。京津两地成立联合编辑部和发行部。三店经济独立，发行联营。

限制年画发行数的结果，致使全国各地订货数将目光集中在少数畅销的品种上，如天津美术社1960年度共出版了30种，共印320万张中，仅金梅生的《好朋友》和李慕白的《幸福》两种就订了50万张。各地书店反映年画门市部门前出现小摊加价倒卖的现象。

天津大众书店以出版通俗文艺和教育书刊为主，并于1950年初和天津文联美协联合组建“天津新年画出版社”，以继承解放区年画传统，出版新年画。这是根据1949年11月26日中央文化部发布的、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的重要任务，天津市文联美协为响应文化部的号召而采取的措施。在美协主席马达支持下，负责此项工作的张映雪积极投入这一工作。天津新年画出版社是全国解放后出现的第一家年画专业出版社，开展工作后，决定在当年完成出版1951年度春节年画的任务。为此，美协迅速组织了一支年轻的美术工

为使全国基层书店能看到年画的庐山真面，上海人美社自1981年起将重点年画及挂历向全国基层书店发成品样，大受各地书店的欢迎，于是各出版社相继效仿。1983年4月在天津举行的最后一届全国年画会议（以后改为分省举办），新华书店总店肯定了发年画成品样的做法，认为有些缩样与年画成品在色彩、印制等方面往往不尽一致，要求提倡改用成品样订货的办法。此后，许多出版社除在编印缩样力求精致外，也同时寄发重点年画成品样。

年画缩样是专供书店内部订货使用的，不公开发行，社会上流传不多，而且年画随年贴，随年扯掉，真正作为艺术品被民间保存起来的极少，将来年画缩样会成为研究我国年画艺术的重要资料，这就可能成为收藏者淘取的出版稀品。

1985年张映雪离休后，拾起他年轻时本有功底的画笔，专事国画的创作。1991年天津艺术博物馆为他几年来辛勤创作的国画作品举办了展览。1994年杨柳青画社出版了《张映雪画集》，其中除他的国画新作50多幅外，还有他于1943年到1948年在老区创作的木刻版画17幅。这些作品是他投身革命后从事木刻艺术配合革命斗争的生动记录。建国后，在他工作之余，创作有木刻连环画《王喜全的一辈子》（1950年大众书店版）、《泥人张作品选》（1954年人美版）、《泥人张的生平及其艺术》（1956年天津人民社版）、《杨柳青木刻年画选集》（1957年中国古典艺术版）、《杨柳青年画》（1984年文物版）、《美术文集》（1989年杨柳青画社版），当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时，他撰写了艺术片《泥人张》，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在全国放映。

唱卖是桃花坞木版年画掮贩们在苏州周边农村富有特色的兜售方式。掮贩们走村串乡，根据年画的内容，配上唱词，招徕顾客以广销售。1962年，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曾对当年掮贩年画的老艺人钱杏生进行采访。钱杏生家住市郊上方山行春桥渔家村，家世务农，每年农历岁末至三四月间农闲时节，他便到桃花坞年画铺批回年画，走村串乡，四处兜售，足迹遍布苏州城郊木渎、车坊、光福、胥口、塘湾及吴江的同里、芦墟等地。当时掮卖年画的小贩，各有一块“地盘”，如浒墅关有他人贩卖，钱杏生便不能去；西津桥有陈福、唐梅梅等掮贩，他也不能涉足。兜售年画通常是早出晚归。清晨用油纸裹着年画出门，串村走乡，每到一个村镇，钱杏生将油纸铺在地上，再将年画摊放在油纸上，清清嗓子，用吴侬软语唱上几句开场白。听见唱卖，男女老少便从四处赶来看热闹，渐渐围成一个人圈。由于钱杏生的唱腔响亮悦耳，唱词生动，所以他贩卖年画的生意很好。他曾在木渎镇一家书店门前摆摊卖年画，同样的品种，价格虽然比书店里还要稍贵一些，但许多顾客被他的唱卖所吸引，还是要买他的画，生意比书店还要好。

1955年所印的缩样定为对开单面彩印。原意既可据此订货，也可同时张贴在书店橱窗作为宣传之用。后来各地新华书店纷纷反映，因为基层店订货品种不多，群众按张贴的缩样指名购买，使书店无法应付，乃干1957年改为32开活页系装成册，可做订货使用，也可将各店订货部分的缩样抽出展览宣传。1958年所发的1959年年度缩样又将活页改为32开装订成册。缩样均用双面胶版纸，正面印彩样，反面为进发货的记录表格。1960年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成品所用单面胶版纸质量不好，根据书店要求，将年画用纸附订于缩样内。到了1980年以后，全国年画出版单位已发展到40多家，各家为了把缩样印得好些，纷纷改用铜版纸两面彩印。印制一本缩样，相当出版一本彩色画册。1984年度，天津人美社印的缩样，一套四册，印1万套，发送全国3000多个基层新华书店，印制费达11万元，使年画出版成本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