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以对神的信仰为基调的年画作品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明承元制，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元代封建统治者，迷信思想严重，他们进入中原，占据临安后，对儒、道、释三教并尊，概行保护。至正年间（约1350年），建安刻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一书，这个“诸神谱”包罗万象，把三教中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及其下面的尊者、门生一并刊印其中，致使后世的一些佛寺、道观，神佛混于一殿崇祀，流布全国，加深了民间对多神的信仰。明代的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毫无触动，并且利用这些宗教思想，编造出来朱元璋、马娘娘是金童玉女下凡，刘伯温是未卜先知的半仙之类的神话，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

公元前两千纪，巴比伦强大起来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的统一大帝国的时候，巴比伦城的祭司们便编造了相应的创世神话，极力抬高该城保护神马尔都克在神灵世界的地位，把马尔都克说成是创世之主，把众神置于马尔都克的支配之下。马尔都克显然是在兼并战争中获胜的巴比伦帝王的象征。有关马尔都克的神话则是适应专制君的政治需要的产物。

东晋时五斗米填传入内地和沿海，并从民间发展到上层士族。名门大族如郗氏、王氏、殷氏等，皆世代信奉。晋末有孙恩、卢循利用五斗米道反叛晋廷的事件。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将丹鼎派与符篆派集于一身。他依据封建宗法思想与制度，制定新的道教斋戒仪范，世称南天师道。又因其弘扬《灵宝经》，后人称其教派为灵宝派。陆修静著《三洞孽书目录》，将道书按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分类整理，奠定了以后《道藏》三洞四辅的体例基础。齐梁道士陶弘景为梁武帝所信赖，隐居茅山而顾问国事，时人称“山中宰相”。他上承老庄、上清经及葛洪，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辅以诵经、功德，不甚重符箓斋醮。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等书，宣扬上清派理论与道术，编造等级森严的新的神仙谱系。他援儒、佛两家入道教，主张三教合流，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晚年自誓受佛教五大戒。

男性祖先崇拜是父权制在宗教观念上的反映，它在父权制的形成和巩固上起了促进作用。首先它抬高了男子在生育上的主导作用，过去繁衍后代认为是妇女的功能，妇女在氏族中受尊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男子成了生育中的主角，为父权制的形成创造了心理条件。其次它维系了男系血缘观念，确定了父系家庭子女的继承权，从而促进了私有制的迅速发展，为父权制的巩固建立了物质基础。第三，它宣扬男神的权威，编造了开天辟地改造自然的男性英雄，从而抬高了男性祖先（神）权威，在现实生活中，树立了男性家长的权威，为父权制的家长统治增添了精神支柱。这样，在父权制社会早期大大提高了男子的生产积极性。

氏族宗教是在氏族全体成员间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为了某种目的而有计划地创造的。氏族公社是一个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血缘集团，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关系，而是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地为共同生存而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集体。在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宗教信仰是集体思维的产物，毫无欺骗和编造的因素。恩格斯说：“古代的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又说：“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所以氏族宗教又可称为自发宗教。

萨满，数千余年来成为北方诸民族精神世界中无可争辩的神权领袖，数以百计的宇宙众神的人间代表，而且又始终是荒蛮世界中人类部落集群中思想开化的蒙师和先导。所以，自然而然地被公认为，萨满——唯有萨满，才可以对宇宙、对各种自然变化、对人生和人的起源、繁衍、氏族部落的延续以及未来等等，最具备富有真理性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力。萨满是这样创造出来，并且不断加以神化，加以丰富发展和传承百代的。费尔巴哈在其著名的《宗教本质讲演录》中对古代人类的朴素信念和接受程度，有着很精湛的理解。他说：“宗教起源于人类的幼年时代，也只在这个时代中才有其真正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幼年时代也就是无知、无经验和无文化的时代。”“宗教只是发生于无知、灾难、无助和野蛮的黑夜里，只是发生于这个状况中，那时幻想力支配了其他的一切的力量，那时人在荒唐的观念和热烈的感情中过生活；但宗教也是由于人对光明、对文化或至少对文化目的的需要而发生出来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生活上最初的然而还粗鄙和庸俗的文化形式；所以，人类文化史上毎个时代，每个重要阶段，都是伴同宗教而开始的。”萨满教中萨满所讲述的任何神的世界的事情，都不是娱乐性地讲解故事，随意编造。而是极其真诚和庄重地向本氏族人的传教与宣扬，认为是神界中实实在在存在或有过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在当时人类思维发展水平上，并不像我们今天对古代神话的感受，觉得幼稚可笑，或者不屑一听。而是非常郑重其事地讲述、倾听，祭祀与奉行着的观念。“观念是宗教的神话因素。”“原始人的神话是他们的圣经和历史书，是他们礼仪的法典，是他们充满古代智慧的百宝箱和详细的心理学，最后的而不是无关紧要的，还是他们的笑料和智囊。这些神话都不是虚构的，不是异想天开的（象我们听时认为的神话）；它们对讲述者和听者来说，都是确实的真事。”®神话便深刻地印在先民信仰之中。

《庸闲斋笔记》谓：“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写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因此《红楼梦》一书虽禁而不止，且移到年画里粘贴到每个家庭中。嘉庆朝曾三次“禁坊肆不经小说，此后不准再行编造。”当时实际情况如何？得硕亭《草珠一串》竹枝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