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不仅画我所见，亦画我所未见。在所有的古代图像中，以肖像画的纹样真实性最高。唐代的仕女图，描绘纹样均十分精美。如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的屏风画残片《胡服美人图》，图中仕女穿大红地上宝相花纹样的翻领胡袍；而对比文献记载，唐代胡服盛行，女子以胡服为时髦；对照出土实物，则红色为地的宝相花正是盛唐时期的流行纹样。尽管纹样的细节与出土实物不可能完全吻合，但这幅红地宝相花纹样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唐代女子服饰时尚的真实反映。收藏于日本泉涌寺的宋代《南山大师像》，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大师座椅上的两条椅披，一为满地排列的大小团花，一为清地排列的几何花卉，配色淡雅，刻画精细，细节交代十分清楚，也应有真实的织物作为参照。元代帝后肖像画，不仅描绘人物面容惟妙惟肖，服饰上的花纹也一丝不苟。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后妃像》，令人如亲见六七百年前的蒙古贵妇之面，头上戴着大红色的姑姑冠，身穿交领大袍，袍子领边宽阔，从织物纹样看，明显是元代最流行的纳石失织金锦。纹样呈散点清地连续排列，有花卉组成的搭子纹样，有灵芝构成的滴水窠纹样，都是元代最典型的，其真实性也不必怀疑。明代是肖像画发展的高峰，帝后高官、僧侣文人、家族长辈均有肖像画传世，服饰纹样有如意云纹、缠枝花卉、团窠、几何填花等，无论是五彩还是暗花，均为真实织物的写照。如明代将军《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身穿大红交领袍端坐椅中，身后分立的两侍卫穿的蓝色与绿色锦衣，与定陵出土的四合如意云龙纹织锦妆花缎襕袍几乎一致，只是色彩不同而已。将军座椅上的椅披与地毯上的团窠玉兔纹样，尽管没有在明代出土实物中找到完全吻合者，但团窠与玉兔都是元明时期的流行元素，如明代定陵出土文物中就有“织金奔兔纹纱”，而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更有元代“团窠四兔织金锦”收藏，因此这一图像中的织金团窠玉兔是明代此类纹样依然流行的证据。至于明清肖像画中的云纹、缠枝与折技花卉，图像与实物的相似度更高，在此不一一分析了。

另一方面，辽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人口较前代下降了很多，因此人们自然寄希望于多生育，增加人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辽宋时期的丝绸图案中出现了大量的婴戏图案，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方胜纹奔兔婴戏牡丹纹绫等。所谓“婴戏”是指描绘儿童游戏及生活场景的一种纹样，画面普遍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充满着童真的情趣和吉祥的意蕴。这种图案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出人们期盼家业兴旺、种族繁衍的愿望，也表现出为了国家强盛、民族兴旺，期盼多子多孙、人丁兴盛的心情。

事实上，鹿并不是秋山围猎时的唯一猎物，兔子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猎物。兔纹也是元代丝织品上常见的纹样，如一件私人收藏的元代袍服，衣身胸前有一块四方形妆金胸背。该胸背保存完好，纹样主体为一只健壮的奔兔，其右上方有一只凌空展翅的猎鹰，正是海东青。猎鹰的体型要比奔兔小很多，体现了近大远小的空间感，身后飘动着朵朵灵芝状祥云，衬托出猎鹰飞翔的速度，如一幅写实的鹰逐兔的场景。相比鹿，元代丝织品上的兔纹背后的文化更为复杂。在游牧文化中，兔子是猎物；但在汉文化中，兔子代表月亮，与代表太阳的金乌相对，人们对玉兔捣药的故事耳熟能详，相关作品如缂丝玉兔云肩残片。佛教文化中也会出现兔子，表达的是兔本生的故事，讲述了佛陀化作白兔为救他人而自投火中成为他人食物的传说，故事情节类似于舍身饲虎、自我牺牲的主题。鉴于新疆克孜尔石窟兔本生图样与一块私人收藏的卷草地滴珠窠兔纹纳石失中的兔纹形象极其接近，故认定此类兔纹为兔本生题材。但上述文化背景中的兔子纹样，显然不能一概归入秋山纹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