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绒类织物也是南京地区一度生产量较大、品种较特殊、技术难度很高的丝织产品，它的形成和成熟应该在明代。从织造工艺角度来看，传统的绒织物大体可分为素绒和提花绒，素绒整匹不起花，由单人织造完成，不含提花工艺，其中还包括以素绒为基础再进行人工雕花加工的雕花天鹅绒。提花绒是指起绒组织和其他组织相结合的绒织品。纯的素绒称漳绒也称剪绒、建绒、卫绒、抹绒、倭锻等，从名称上可以看出绒织物产地的演变。漳绒因起源于元朝福建漳州地区而得名；明清时期，漳绒的主要产地移至南京和苏州，而南京古称建康和建邺，故有“建绒”之称；清代南京的民间织绒工场多数位于孝陵卫，故又有“卫绒”之称。清代的江宁织造局分为供应机房、倭锻机房和诰帛机房三个生产部分，其中倭锻机房就以生产起绒织物为主。《天水冰山录》记载的绒织成料和匹料有585匹，绒衣有113件，其中金彩提花绒织成衣料占绒匹料总数的23%，绒衣总数中金彩提花的绒衣占绒衣总数的65%，说明明代高档绒织物在上层贵族中很流行。

早期的织锦墓葬出土以蜀锦、宋锦为主，直到辽金元时期才大量出现了织金锦。织金锦是云锦最初的品种，单色妆金妆彩也开始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妆花到明代才开始成熟。散见于国内不少博物馆，其中首推北京定陵博物馆。1958年在定陵出土男女衣著匹料170余种，在很多整卷的锦缎织料上都有黄色的封签，其中许多是标明南京织造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如：“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枝蓮花托捌吉祥一匹，宽贰尺，长肆丈；应天府江宁县织匠赵绪，染匠倪全，隆庆陆年拾月”；“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银丝莺哥(绿）龙一匹，长伍丈，上元县织匠张鸾、张科,万历贰年”；其中有一件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抱”。另外，1980军在南京市东郊明魏国公徐达五世孙俑墓中出土的“本色暗花缎麒麟补服”、苏州市明代吏部尚书王锡爵墓出土的“斗牛补服”和“穿枝四合云花纱”等。江宁织造府曾经是明清江南三大织造中特供皇家的，定陵中出土的许多织物内衬上都写明是应天府上元县织造。而历史上较大一副云锦是慈禧太后墓里出土的一件云锦佗罗尼被，宽1.44米，长2.17米。这些出土文物都可以说明，云锦真正的成熟期在明、清两代。

南京“云锦”属于“上用”织品，这些豪华精美的丝织品是不流入民间市场的，专门归属皇室政府所用。这些织品完成后需先作腰封编号，腰封上要写明负责织造官员、工匠姓名。如在定陵出土的织品上有“南京供应机房”的织品腰封。织品上了腰封后从织染局由负责官员解送至京内午门，会同办验御史、司礼监委官及库官检验后才收入库中。

明朝时期，在1368〜1421年间，先后有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定都南京。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称作留都或南都，地位仅次于北京。此时，中国丝织业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地为中心，产品最负盛名。明朝政府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又称“南局”）“神帛堂”、“供应机房”，专门管理云锦的生产。当时在内桥与聚宝门（今中华门）之间是织锦工匠的聚居之地，设有织锦一坊、织锦二坊和织锦三坊。明朝南京的云锦织造工艺日趋成熟和完善，以大提花楼机生产皇室和达官贵族专用的衣袍和室内铺陈用品，把辽、金、西夏、蒙元贵族喜爱的织金技艺与中原传统的织彩技艺融为一体，创造出“妆花”工艺，使云锦既具有北方之“壮美”，又具有南方之“秀美”，其豪华富丽，为锦中之冠。明末文人吴梅村《望江南》词赞美道：“江南好，机抒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但南京云锦仍然是皇室和官僚贵族的奢侈品。1958年，在北京十三陵定陵中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以及写着“南京供应机房织造”等字样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堪称是云锦中的极品。它们与1977年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朝中山王徐达五世孙、魏网公徐俌夫妇的合葬墓中出土的素缎地麒麟补袍服（这件袍服胸前的官补用织金方法织成）均是南京云锦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