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地区有攀枝花（木棉），如《异物志》（东汉杨孚撰）：“木绵树高大，其实如酒杯，皮薄，中有如丝绵者，色正白，破一实得数斤，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由于攀枝花也称木棉，而且攀枝花经过特殊的工艺也是可以织布的，因此容易造成混淆。民族学资料显示壮族人民使用攀枝花作纺织原料的传统，历史悠久，并延续至解放前。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保存有解放初期从壮族收集到的木棉织品，经X射线衍射分析，纤维取自海南岛的乔木木棉。攀枝花絮属于短纤维，捻曲连接处容易断裂。因此它的使用类似绩麻，放在腿上搓捻，用左手转动一端装有泥饼或铜钱的小竹枝做的纺锤，卷成纱锭。并利用给湿的方法，以提高纤维强度。现代实验分析海南木棉纤维的湿强较干强提高了一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鄄城县棉花大丰收，但是由于品种不好，棉纤维短，造成大量短纤维棉花积压。当地政府和省有关部门决定利用当地传统手工纺织技艺消化掉这批库存。进而联合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等单位对菏泽、济宁一带及其附近地区的土布织造状况进行了调査、开发和宣传活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鲁锦织造盛况推动了织造技艺的进步。使传统上多为两匹综、四匹综。一两把梭的鲁锦织机发展到了十数匹综，十数把梭。原来较为罕见的复杂纹样普及开来，并诞生了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纹样。参与这一时期开发的李百钧和蒲慧华两位教授在山东艺术学院学报《齐鲁艺苑》上发表了《鲁西南民间织锦开发纪实》和《鲁锦图案启示录》两篇研究文章，开创了鲁锦研究的先河。九十年代由于染色技术的限制和经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鲁锦开发活动一度陷入低谷。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鲁锦的发展前途，经营鲁锦的公司产生分化。进入新世纪后，鲁锦的开发和保护搭乘了文化遗产热的潮流，再次兴旺起来。出现了数十家经营鲁锦产品的公司，产生了客观的经济效益。鲁锦研究也在短短数年间从鲜被问津的冷门称为学术热点，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文章，并被列为市级、省级和国家级文化遗产。

“外来的因素并不总是负面作用，也对山东棉产近代化带来了一定的助力。现代纱厂多用的棉花要求绒长质高，促使山东人民对原有的棉种进行改良”。19世纪之前，山东植棉品种均为短纤维亚洲棉，适用于纺织粗纱土布，不适宜机器织布，前面提到的曹元用墓出土的纹锦为适于手织机的亚洲棉所织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工商局采购大量美棉种子，分发各县农民试种，但因不懂栽植方法和天气因素，试种失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昌府知府魏家骅在高唐、茌平等县推广优良棉种，称“本地棉亩产籽棉35-40公斤，而引种的美棉则亩产100公斤上下”。1907年在东昌、滨州、夏津、定陶、无棣、等地试种，1908年又再次在滨州、夏津等地试种美棉，“收成皆倍于土棉”，几次在高唐、夏津试种美棉的成功，鲁西一带曾经有“金高唐，银夏津”的赞誉。美棉的引进、种植成功是山东棉花史上一个重大进步，不但增加了产量，更提高了质量，促进了山东植棉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