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标本3同墓出。此件为覆面，疑与上件属于同一张锦的不同部位。其色彩分区、装饰方法与上件亦完全相同。残存纹样仍为二组，其中一组盘球内亦为相对卧狮，造型及纹样循环亦同上件；另一组则于盘球内填倒正骆驼与牵驼人，并有汉文倒正“胡王” 字样。因此过去曾名为“牵驼纹‘胡王’字锦”。

与标本3同墓出。此件为覆面，疑与上件属于同一张锦的不同部位。其色彩分区、装饰方法与上件亦完全相同。残存纹样仍为二组，其中一组盘球内亦为相对卧狮，造型及纹样循环亦同上件；另一组则于盘球内填倒正骆驼与牵驼人，并有汉文倒正“胡王” 字样。因此过去曾名为“牵驼纹‘胡王’字锦”。

狮子产于异域，在汉代传入中国，汉代画像石上已可见狮子的造型。象亦产于南亚地区，是南亚热带丛林中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骆驼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从北朝开始，狮子、象和骆驼作为主题纹样开始出现在丝织物上。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胡王”锦，在小联珠组成的簇四骨架中填以狮子、象以及由胡人牵引的路骑。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来到吐鲁番一带进行调查，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盗掘，发现了包括绢画《树下美人图》和织有“花树对鹿”铭文的联珠纹纬锦等丝织物。1915年1月斯坦因来到阿斯塔那，对十块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大批服饰碎片和绢画残片。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始于1959年，直至1975年共开展了十三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00多座，之后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清理。墓葬中发现大量丝织品，主要有胡王锦、大鹿纹锦、猪头纹锦、对羊纹锦、翼马纹锦、立鸟纹锦、宝花纹锦、树叶纹锦、联珠对龙纹绮、狩猎纹染缬绢和鱼子纹缬绢等。丝织物品种丰富，包括绢、绮、绫、纱、罗、锦、缂丝、染缬和刺绣等。206号墓还出土了一批唐代木俑，其中宦官俑和舞女俑身着由丝织品制作的服装。

与标本3同墓出。此件为覆面，疑与上件属于同一张锦的不同部位。其色彩分区、装饰方法与上件亦完全相同。残存纹样仍为二组，其中一组盘球内亦为相对卧狮，造型及纹样循环亦同上件；另一组则于盘球内填倒正骆驼与牵驼人，并有汉文倒正“胡王” 字样。因此过去曾名为“牵驼纹‘胡王’字锦”。

与标本3同墓出。此件为覆面，疑与上件属于同一张锦的不同部位。其色彩分区、装饰方法与上件亦完全相同。残存纹样仍为二组，其中一组盘球内亦为相对卧狮，造型及纹样循环亦同上件；另一组则于盘球内填倒正骆驼与牵驼人，并有汉文倒正“胡王” 字样。因此过去曾名为“牵驼纹‘胡王’字锦”。

隋朝时期的织锦业较发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胡王”锦是一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米黄色地上以墨绿色和以绛红、橘红交换排列的彩条经线显花，每一花纹循环单位有一胡人执鞭牵驼，间以“胡王”二字，外围半圈连珠纹，花木反复倒置循环提花，形成上下对称、形象生动的图案。隋代的织锦纹饰，除了胡王纹之外，还有套环贵字纹、套环对鸟纹、棋局纹、彩条纹等，其中套环贵字纹在隋代极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