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绫在明清时期的北京更为盛行，已不局限于寺院中的佛事用品，扇套、钱袋、褡裢、眼镜盒、香囊、荷包等也用其作为装饰。除了宫廷中刺绣小件的大量使用之外，民用的挽袖、花边中也经常使用，一般以绿色调为主，色彩对比鲜艳，工艺细腻。这些广泛流传于日用品，用料更是十分讲究；多用软缎和织锦，配以彩绣，穿珠，盘金，效果更为精美，堆绫工艺也更加丰富。堆绫工艺最盛行、技艺最成熟的时期是清代，至今故宫还收藏着用堆绫拼贴工艺作装饰纹样的袍、褂以及椅垫、荷包等物品。北京雍和宫内收藏着清代乾隆皇帝母亲亲手制作的一幅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锦缎布料组合拼贴的绿度母绣像。北京白塔寺出土的清初袈裟上就有堆绫做出的莲、桃、菊、牵牛花等12种花卉，花型饱满、色彩和谐。丝绫堆绣这种工艺经过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融会多种技法，色彩绚丽，做工精细，并且具有浅浮雕效果的艺术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洁1994年创作的丝绫堆绣《清明上河图》的局部《虹桥》一段，作品在挖掘并继承了唐宋时期堆绫的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1996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将崔洁创作的丝绫堆绣座屏《清明上河图》的一段《虹桥》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后来又将《清明上河图》全卷绣制完成，共计11段（每段为220cmX100cm），现由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无需再去试图拼凑“羌历年”的原貌——观看方式改变所带来的语境与功能的丧失，已经足够将现代“羌历年”与过去的“刮巴尔”割裂开来。即使它可能在形式上与过去十分相似，但它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它”了，变成了在“羌历年”框架中对过去仪式的一种模仿和拼贴。当然，这还只是笔者在桃坪羌寨的观察经验，综合新闻报道和相关年鉴文史资料，这种现象绝不是2011年“桃坪羌年花儿纳吉赛歌节”所仅有的。被剥夺和抽离了原本语境的羌历年又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