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观念中外在的活跃元气，绝不是宇宙间浮游着的云霭风雾，而认为是众客体的魂灵浮游在天宇间。它们在原依托物毙朽后而离开依托体之外浮游不定。有时暂栖于草叶、露珠、丘峦之间，无有定址，并认为魂魄浮荡，喜行止在寒暗湿荫之地。这种观念的产生，很可能是原始人从肉体在某种场何易于腐败的生活经验中，长期归结而来的。因此，寒冷、阴暗、水湿都可以有一定的机体保腐性质，使自己祖先的遗体能够长期保存下来，能与活着的子孙们多处几时，多见几面，所以，在这种观念中便认为死后的灵魂也喜欢阴暗湿润之所，不要见到太阳。避光是灵魂长栖与游动的最重要条件。在北方诸崇信萨满教的民族祭祀中，都是避光祭礼，实际便是后来的背灯祭礼。如若纯是人魂，萨满教观念则认为其浮游区域多是他生前最熟悉的宅宇、用具以及其未竟之举，也常浮游于他生前最爱怜的儿孙宅所。在北方诸崇信萨满教民族民俗中，便有“魂萦故里”之说。人死后北方诸民族都习惯将其妻妾殉葬，其所用之马、狗、鸟等生命以及一应用器全要入葬——俗称“烧饭”，进行火葬，最早已有水葬、土葬、风葬等形式，全要随死者送走，其最早的观念就因为其灵魂最亲昵、最熟悉、最依恋的东西，必须随死亡同归，意在慰魂与安魂，使其不要再返回人世寻觅这些器物，使儿孙不得安宁。另外，人死起“殃”时，达斡尔族与满族令送葬人时要从火上走过，要漱口、洗手，都是为了怕人死后的魂气，再依附于人身而带回家舍，使宅舍不宁。“殃”气亦是指魂气而言，按萨满解释，人初死之游离气为“殃”，时间长而游离不移曰“魂”。魂发生作用于人于物而生异兆曰灵魂或魂灵。魂变魂灵，还要经过若干一段时间，魂浮游、延续时间越长越古久，其魂灵的灵气、神气越多越不可匹敌。故萨满教中又有“初魂易伏，久魂为神”的习俗观念。由此可知，在萨满教观念中魂、气、神三者是互为联系、密而不分的，是萨满教对宇宙间存在的某种精神、元气的神道解释。灵魂或魂魄观念，截然不同于汉族民间巫术或道教中鬼魂解释。在萨满观念中，绝不是一提到灵魂，就要与鬼魂联系在一起，似乎鬼即魂，魂即鬼，将其视为鬼怪。萨满教则将魂加以分析，分成为人或其它物质衰亡后游离出来的不灭的气质，物质不死不灭，不过是一种形态的另一形式转化物质。人死后，其气不灭，其魂永存，常留人间，只不过平常人不得识不会识不易见而已。魂，并不是什么妖孽、鬼怪，只不过是宇宙间的气化、气运、气行、气凝、气聚形态，不是胁迫伤害人的祟物。通过一定的宗教程式——萨满祭祀——将其收摄起来可为部落谋福祺的。所以，在北方萨满教中都认为“鬼惧萨满，萨满不惧鬼”。鬼并不是萨满崇祀的对象，萨满只承认宇内存在超自然的元气主神，而不承认有鬼魅能御控宇宙的能力。当然这样讲，不等于说在萨满教观念中没有魔鬼概念。魔鬼作为恶势力的代表，在萨满教中占有很突出地位，它是黑暗、邪恶、残暴、瘟疾、祸患等的集中化的形象化身。它不单单是源自魂魄的变化，具体说不单纯是指灵魂的幻化，而且是危害了整个自然界中各种恶、丑、坏势力的综合代表。所以，萨满教中的魔鬼观念，不与道教或汉族等民族民间巫教中的魔鬼概念相同。

《陶朱致富图》的题材应该也是源自昆曲《浣纱记》。这出戏讲的是辅佐勾践的范蠡在越灭吴国之后离开越国，隐居齐国陶地，经商以致巨富，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遂自号陶朱公。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陶朱公乃中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这一历史故事在明末备受推崇，《陶朱致富图》画题“陶朱致富图。门前数倾（顷）设粮田，后有鱼池花果园。库有金银仓有粟，陆乘轿马水乘船。娇妻美妾房房满，贵子兰孙个个贤。官不差来民不扰，寿登彭祖一千年。松崖主人写于静观堂中。”从画题崇拜多妻妾、多子孙、多财富、多寿来看，显然与范蠡的人生不尽相同。墨印版左下仍保留有牌记，只是图片不清晰，无法识别。

传统题材。又名《双官诰》。士人薛广为仇家所害，弃家在外行医，托友人带银以济家用，其友吞没银钱，并伪称薛已病死他乡，妻妾闻讯，遂命老仆薛保运回棺木安葬。张氏、刘氏先后改嫁，唯妾王春娥抚养孤儿倚哥，织布为生。倚哥不肯勤学，春娥加以教训，倚哥不服三娘，春娥乃刀砍机布，以示决绝。薛保再三苦劝，母子重新和好。后倚哥得中状元，其父薛广也取得功名回家团圆，王春娥得封双诰。

士人李某娶一妻一妾，二人常因争风吃醋而吵闹不休，李某亦无法劝止。邻居前来排解，教李某每月于妻、妾二人各住半月。二妇虽听从邻居之言，仍争夺上半月。邻居又想出双摇会之法，点色大者得上半月，小者得下半月。此剧形容妻妾争风丑态，演时诙谐杂出，令人捧腹。

满族的幔帐套如同中原地区民居炕头上的炕画一样，除了装饰居住环境还有说教的作用。如“状元祭塔”是源于戏剧故事，讲的是《白蛇传》里的白素贞被压入雷峰塔下，其子许仕林长成，得中状元，衣锦还乡，知母亲事后，乃至雷峰塔前哭祭，白素贞出现，母子相认的故事。画面绣着许仕林头戴状元帽身穿大红袍，双手作揖拜祭母亲，白素贞探出塔身与儿子相见，还绣有“士林及第报亲恩，祭塔雷峰见母身”的题字。这是希望孩子能高中状元、步入仕途，也是教育孩子要懂得“孝道”再如这幅“三娘教子”是来自二十四孝，讲的是，宋代薛广娶妻三房，因妻妾不和，外出经商。忽传薛广亡，大妻二妾相继改嫁，唯独三娘王春娥与老仆薛保含辛茹苦抚养大娘所生之子薛倚哥。倚哥渐渐长大，知三娘不是自己亲娘，故不服三娘管教，王春娥气愤之下在织房断机教子。之后，倚哥苦读诗书，应试中举的故事。绣画中央三娘持鞭，老仆拿杖在责打跪地的薛倚哥，绣面四角绣着象征文人高洁气质的四友“梅、兰、松、竹”满族妇女就是这样把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入在生活之中，用针线绣出自己美好的祈愿。

公元7—9世纪，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出现的彝族先民乌蛮为主体民族的地方政权——南诏国，是西南地区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在南诏国，统治阶级是以南诏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包括王室成员、清平官、大军将、节度使、都督、理人官等大小官员以及历代南诏统治者的生活都十分豪华奢侈，不仅南诏王拥有众多妻妾，高级贵族、清平官、大军将也“有妻妾数十人”。被统治阶级由奴隶和平民两部分组成，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俘虏和罪犯，平民是由原来存在的农村公社成员演变而来。此外，还有大量处于奴隶地位的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部落民。

3、唐初，地广人稀，矛盾不十分尖锐。封建王朝为了繁荣经济，对少数民族在内的农民，采取“籍户授田”的政策。“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让广大农民获得“生息繁衍”条件。《评皇券牒》记述唐王朝赐予瑶民《千山万岭土地》的内容，与封建王朝“籍户授田”的含义是一致的。可见贞观时期，唐王朝给瑶族颁发《评皇券牒》是有道理，也是有根据的。

摩西死后，约书亚继承他的职位，率领以色列人入侵迦南，历尽艰辛，终于在迦南土地上争夺了一块立足安身之地。但约书亚并未能完全控制这块上帝应许的土地，约书亚初期的一些战争胜利并未重复。《圣经•士师记》是一系列失败的忧郁的记录。在一次与腓利斯人的大战中，以色列死了三万人，连上帝的约柜也被掠去。以色列人悲观失望，竟至拋弃对耶和华的信仰，改而崇拜当地迦南人信奉的巴力神和伊斯他录神，并同腓利斯人、赫梯人以及其他种族通婚。大约在公元前993年，大卫王终于统率以色列各部落，战胜腓利斯人和叙利亚、约旦河以南各族，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大卫之子所罗门在位期间，以色列国势臻于鼎盛。所罗门王对于犹太教所做的贡献就是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神庙。但他个人对于耶和华的信仰并不虔诚。他妻妾众多（据说有一千人之多），其中不少娶自外邦。他在宗教信仰上似乎较为宽容，允许这些来自外邦的妃嫔在宫中建造祭祀本族的小庙，崇拜她们自己的神灵。这就大大地违背了耶和华和摩西的诫命了。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分裂为南部犹太、北部以色列两国（公元前922—722年）。南北两国彼此争战不已，实力大为削弱。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王国为强邻亚述帝国所灭，十万余众的以色列人被放逐外国，在历史上消声匿迹。南部犹太王国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先是臣服于亚述，得以苛延残喘。公元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撤攻陷耶路撒冷，焚圣殿，把犹太人掳往巴比伦。犹太国家从此不再存在。但这一部分犹太人的命运比北部以色列人为佳，巴比伦统治者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血统和宗教。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波斯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政策很宽大，很快就把犹太人送回故乡，并帮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