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在作风方面，吴友如、吴梦樵等几个比较有名的作家，尚有一定水平能创新稿外，其余多数是抄袭翻刻，简化固有的稿子，以减轻雕刻的成本，雕刻方面有的是相当粗制滥造的。许多作品，都趋于简陋，几乎使人不敢相信桃花坞木版年画过去有极高的水平和艺术价值。然而在晚期的年画中，却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一面，即发展了民间的某些优良的传统，如轮廓简劲，造形古拙，某些作品，出现了优美的装饰意味的变形。如“一团和气”、“姜太公在此”以及多数门神、灶君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迁到桃花坞以后，年画已经开始衰落，但还能勉强维持旧业。年画名手尚有吴友如、金蟾香、田子琳、周慕桥等几人创作新稿。后来这些人都被聘到上海去画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留在苏州的画手再没有名家出现。随后又因受了上海石印年画的影响，市场就越来越缩小了。”

嘉庆、道光以来，上海邑庙西侧的小校场（今称旧校场）一带逐渐成为苏州桃花坞年画销售的集中地。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为了逃避战火，大批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坊的业主和工匠搬迁于此，小校场成为移植上海的桃花坞年画的制作基地。“小校场木版年画”也成为刘汝醴与罗尗子所说的“上海版的苏式年画”的代名词。清同治至光绪年间是“小校场木版年画”的繁盛期。此时的上海小校场一带有吴太元、吴锦增、王礼记、吴文艺（文仪斋）、沈文雅、孙文雅、筠香斋、久和斋、三兴斋、韩菁华、周恒兴、赵一大、铭香斋、新昌、新记、松记、和记、孙茂记、源兴、泰兴、周兴、飞云阁、彩云阁、爱莲堂、甘德盛等。其中，吴太元、吴锦增和王礼记三家是从苏州迁入的名店号。画家钱慧安、吴友如等均参与年画稿的创作。

清末著名时事、风俗画家，桃花坞木版年画画师。名嘉猷，字友如。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出版《飞影阁画册》吴友如自撰“小启”：“余幼承先人余荫，……弱冠后遭‘赭寇’之乱，避难来沪，始习丹青，每观名家真迹，辄为目热心存，至废寝忘食，探索久之，似有会悟，于是出而问世，藉以资生。”吴到上海是在太平军攻克苏州，为咸丰十年(1860)，当时约二十岁。宣统元年林承绪为《吴友如画宝》写序文：“今君归道山一十余年(约1897)。”光绪十年(1884)友如在沪主绘《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阁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和市民社会生活。参用西方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曾为桃花坞木版年画绘制画稿(一说按石印稿翻刻)，有《法人求和》、《刘军门大败法军》等，在民间流行颇广。

吴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出生年月不详，约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故去。少年丧父，家境寒苦。稍长，由亲戚介绍到阊门内西街云蓝阁裱画铺作学徒工。旧时，裱画铺兼卖书画，云蓝阁亦兼营书画，但所卖皆“做家货”，俗称“行货”者。其中有“关公像”、“双财神”、“太公钓鱼”、“张仙送子”等，有些山水花鸟也都是初学者或画工所作，专销售给进城来的乡下人。“做家货”承传了苏州虎丘、山塘“沙家样”的技法。太平天国时，山塘画铺被兵火烧毁，店铺人家无存，年画艺人便集中到城里玄妙观内，一部分流落在阊门西街一带，故云蓝阁生意较为兴旺。吴友如在此民间美术环境的熏陶下，开始拿起笔来临摹复制，练习艺业，目的无非是谋生。

晚清有张志瀛画家，擅长人物，家住阊门，见吴友如所画笔致不俗，便尽心竭力教吴友如用笔使墨、勾线开脸等传统技法，以为吴堪造就。吴友如自知卖画求生如不超越前贤众工，是难以糊口的，故尊师苦学，所作之仕女人物，渐被一般士流所赏识，为桃花坞年画作坊主人所注目。当时山塘画铺已荡然无存，桃花坞渐成了作坊集中场所，年画作坊业主为出新样而获利，见吴友如的作品颇富新意，便竞相出售吴友如作品刻版刷印成的年画。此时天津杨柳青年画里也有吴友如之作品出现。在苏州桃花坞作品中，收有署名吴友如的《豫园把戏图》。图中画上海城中豫园（城隍庙）内外民间艺人在表演绳技、顶碗、变把戏，以及拉洋片（西湖景）、耍杂技等热闹场面，还有九曲桥上茶楼水榭游人品茶赏景等景象，上题古吴友如吴猷绘。另一幅《法人求和图》，描写光绪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中法战争的历史故事。图上除题“古吴友如吴猷绘陈同盛（画店）”外，还题有“刘冯二公威望重，法臣三叩愿休兵”。反映了法国战败求和，但昏庸的清朝政府和朝臣，反而屈服洋人压力，赔款求和的历史真相。另一幅年画形式的《杨贵妃百花亭醉酒》未见刊版印行，证实了吴友如不仅擅长画当代时装人物，传统人物画之工力也很深，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雅俗共赏的原因。在天津杨柳青绘刻的年画作品中，有吴友如绘制的六幅，内容都是儿童嬉戏题材，由盛兴画店印刻，现存印品。题目有：《丰年吉庆》、《群争富贵》、《子孙拜相》、《余荫贵子》、《欢天喜地》、《争名夺利》。图上每幅都有题句。如《丰年吉庆》一图，画五个儿童在放风筝，上题：“只凭风力健，不解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文词清雅，似有藉风筝比喻人间达官是靠外力吹上天的讽喻之意。还有《群争富贵》一图，题作：“如鹰掣鸡，如羊逐虎；奇正相生，善于御侮。”画七个大儿童在前，一个幼儿在尾，排成长龙式，一双辫童子在捉尾后幼儿，即“老鹰捉小鸡”之戏。从题词中可以看到吴友如所画虽然是一般儿戏，但它却蕴含着对当时外侮日重，如不同心协力抵御侵略者，国家将永无安泰之日，国土如同小鸡一样，被敌人一个一个吃掉瓜分的深切忧虑。

天津自清初以来是我国年画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据宋代有关史料记载，辽金进兵中原，采工匠北迁为奴，不少画工因畏惧北国严寒，躲到天津杨柳青，杨柳青年画也因此开始发展，故有北宋院体画传杨柳青之说。金元时期又有武强年画刻版艺人受聘于杨柳青，清末民初画家钱慧安、周暮桥、吴友如、田子林也曾受聘于杨柳青为其绘制画稿。所以，杨柳青年画既汇集了全国各地年画之长，又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点。又由于杨柳青年画在制作过程中采用印制和手绘相结合，并吸收了宫廷绘画的特点，因而在视觉上显得格外精细文雅而广受民间欢迎。清末民初，天津城里鼓楼北大街每逢年节热闹空前，各地年画客商云集津门，形成了北方年画重要集散地。

首先，是向江南农村年画转型。产品大量向农村销售，题材更趋向世俗生活，为了大幅降低成本，单线套色印版的形式增多，制作粗糙，开张缩小，不再笔绘，色彩则是怡红快绿，富有乡土气息。但由于苏州文化底蕴深厚，不少作品本土特色和市民特征仍十分明显，善用桃红、粉绿等色彩，鲜艳明快而不失雅致，造型构图饶有装饰趣味，且不乏佳作，如“陈同盛”、“陈同兴”、“吴太元”、“吴锦增”等画店的《虎丘灯船胜景图》、《姑苏玄妙观》、《麒麟送子图》、《玉堂富贵•莲生贵子》、《五子夺魁•冠带传流》、《荡湖船》、《绣像水浒全图》、《红楼梦十二金钗》、《无底洞老鼠嫁女》以及许多戏曲、历史故事题材的年画。“王荣兴”是晚清时著名的年画店，主要作品有《张仙射天狗》、《刘海戏金蟾》、《花开富贵》、《十美踢球图》、《琵琶有情》以及不少时事题材年画。大约光绪以后，桃花坞年画作坊再无新年画创出，或以印刷传统画版维持生意，或翻刻上海小校场画稿迎合市场，甚至代销石印年画。所谓“申披”，即上海小校场年画的俗称，因为其横贴、竖贴的形式分别被称为“横披”、“竖披”；也有人认为“批”是“批发”的意思，因为此时上海小校场已成为江南年画的批发市场。顾公硕先生的《吴友如与桃花坞年画的“关系”》提及：“桃花坞木刻版片中，至今还保存着不少这种翻版年画。尤其是介绍当时上海风光的年画，几乎全是翻版。例如《苏州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图》就是一张翻刻的年画。原图是介绍清代吴淞的火车站风景，翻印以后，却莫名其妙的硬加‘苏州’二字。”因为民间普遍相信木版刻印的年画附有神灵，为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保留了一块狭小的市场，而在抗战期间有的画店又被日寇所毁，至解放前夕，苏州仅存三五家年画作坊，奄奄一息，勉强度日。

重九登高乃古来习俗，时适菊花盛开，登高赏菊、饮菊花酒，已成节令胜事。晴川阁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上，隔长江与黄鹤楼相对，为明人范之箴所建。唐人崔灏《黄鹤楼》诗有“晴川历历汉阳树”句，阁名即本此。此本南方胜景，不知北地画师何由取材。画右下角有“齐健隆”字号，或为南方约稿。若是，当不出吴友如、金蟾香、周暮桥诸人手笔。

在画稿创作方面，那时已不止限于当地民间画师手笔，同时还采用了上海吴友如、钱慧安等名家的仕女人物画稿。象吴友如画的八幅儿童嬉戏图（盛兴画店印），钱慧安作的仕女屏条及三才（爱竹斋印），都是别具一格，很受欢迎的好作品。他们的手勾粉本，至今仍散落在杨柳青。

在画稿创作方面，那时已不止限于当地民间画师手笔，同时还采用了上海吴友如、钱慧安等名家的仕女人物画稿。象吴友如画的八幅儿童嬉戏图（盛兴画店印），钱慧安作的仕女屏条及三才（爱竹斋印），都是别具一格，很受欢迎的好作品。他们的手勾粉本，至今仍散落在杨柳青。

在画稿创作方面，那时已不止限于当地民间画师手笔，同时还采用了上海吴友如、钱慧安等名家的仕女人物画稿。象吴友如画的八幅儿童嬉戏图（盛兴画店印），钱慧安作的仕女屏条及三才（爱竹斋印），都是别具一格，很受欢迎的好作品。他们的手勾粉本，至今仍散落在杨柳青。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出版《飞影阁画册》吴友如自撰“小启”：“余幼承先人余荫，……弱冠后遭‘赭寇’之乱，避难来沪，始习丹青，每观名家真迹，辄为目热心存，至废寝忘食，探索久之，似有会悟，于是出而问世，藉以资生。”宣统元年林承绪为《吴友如画宝》写序文：“今君归道山一十余年(约1897)。”光绪十年(1884)友如在沪主绘《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阁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和市民社会生活。参用西方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曾为桃花坞木版年画绘制画稿(一说按石印稿翻刻)，有《法人求和》、《刘军门大败法军》等，在民间流行颇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