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如靠海而生之人，以渔业为主；靠草原而生之人，以畜牧业为主；靠山林而生之人，以打猎为主。这些不同地区的人有着自己专属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的出现，全是由于在环境的大作用下产生的。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涌现出了较多在特定环境或区域内产生的民间文学，比如秦陇文化区、中原文学区和齐鲁文化区中，各式各样的民间文学在此孕育而生，孟姜女传说、董永传说、河间歌诗等；又如东北文化区，历史记载中该地区民族种类繁多，诸如女真、鲜卑、突厥等在此生存繁衍，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江格尔》和《玛纳斯》史诗、蒙古族长歌民调、辽宁省古渔雁民间故事等各色民间文学层出不穷。这些不同地区产生的民间文学具有不同的民俗风情，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些民间文学中，既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风俗和情感态度，又可以了解到创造这些民间文学民众的审美取向和审美依托。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据历代县志及《大清一统志》所记，均载为今博兴县人。少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因避兵乱迁居安陆。其后父亲因病亡故，董永遂卖身至一富家为奴，以身还债，换取丧葬费用。董永扶亡父灵柩回乡，葬于城北。返回偿债路上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同至主家，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锻，为董永偿还了所欠之债，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因为感动其孝心，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说罢凌空而去。

瑶族民间流传的《唱蔡伯喈》、《唱董永》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是瑶族受汉族曲艺的鲜明印迹。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梁祝》唱本就是广泛在瑶区演唱的曲艺脚本，其演出的形式比汉族地区简单得多，并多以木偶为道具，人饰角色，只有二人而已，但由于内容较深刻，感情表达曲折委婉，很受瑶民的欢迎。在广西龙胜，富川、金秀、贺州，都有瑶族的《梁祝》唱本。瑶族的《梁祝》世俗唱本主要情节是：祝英台女扮男装，到闾山书院求学；半路遇上梁山伯相问，原是同学，于是结拜、同行；在书院里，两人同行同坐同睡同读同写字，先后三年，亲密无间，感情很深；祝英台先离书院归里，梁山伯依依送行；梁山伯在书院念祝英台就弃学思往祝庄拜访，方知祝英台女儿身真相；梁山伯派遣媒人去祝家提亲，得知三天前祝家已接受马家订婚之礼，不能再与山伯结缘；英台用自己的衣衫作“纸”，写了亲笔信，表示后世再与山伯联姻；山伯吞下英台衣衫亲笔信而死；英台嫁马家路过梁坟，坟开，祝英台跳进墓穴，双双化为鸳鸯飞上青天。情节显示了瑶族文化特色，如闾山是瑶族民间传说中的宗教圣地，梁祝到闾山读书有朝圣的意味；英台用衣衫写下对山伯忠贞之情，也符合瑶族通过信歌形式传递爱情信息的传统习惯；梁祝死后化为鸳鸯飞天，也与瑶族将吉冬诺（鸟）、雇工鸟、插田鸟、鹧鸪鸟等鸟类当作有灵性的化身的传统思维相似；又如祝英台上学自己提书包、手拿光油伞（涂蜡油的纸伞）、赠送金钗子和绣花鞋等，也与瑶族民间习俗相同。

《安平县杂记》又录：“糊纸店司阜以竹篾为骨，纸根缚之，然后用各色花纸、白纸糊成厝屋、楼阁及亡者形相，一切奴婢、跟随仆从及纸轿等样，撤灵后在旷场烧化，备亡者冥间之用。又丧事延僧道超度亡魂，俗名‘做功德’；撤灵过旬，必糊四金刚及库官、库吏、功曹等。又里社区街建醮，糊八仙、八骑、朱衣、金甲；若作七七四十九天大醮，糊二十八宿星君神像，均资其手。”糊制的屏垛年画至少有《天仙送子》、《七子八婿》、《骑马武将》（亦称《迷魂吹》）、《螭虎窗》、《四季斗》（刻绘四季花）、《花堵》（刻绘香花灯果）、《花边》、《花砖》，以及《虎豹狮象》（道坛使用的功德纸）等品类。其中当以《天仙送子》最为讨喜风行，此图亦名《皇都市》、《天胎》、《状元游街》，画心描写董永高中状元，在皇都市（代表首都）通衢上摆开旗罗伞扇，鸣锣开道，风光游街之际，仙姬怀抱婴儿，在仙乐悠扬中赠予麟儿，寄托闽南地区男性祈求“状元及第”、“天赐麟儿”的向往。

元代有郭居敬者，见世情浊乱，尝集自虞舜以下至宋朝24人孝行之概，序而诗之，教育儿童学圣贤忠孝。从此，『二十四孝』便成为后来年画之重大题材，对后世影响很大。《二十四孝》，又名《孝行录》，相传是元代郭居敬编录的历代24个孝子：虞舜、汉文帝、曾参、闵损、伸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绩、唐夫人、吴猛、王祥、郭巨、姜诗、王褒、丁兰、孟宗、黄庭坚等人行孝的故事集。

旧时有《二十四孝》一书，集虞舜、汉文帝、曾参、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绩、唐夫人、吴猛、王祥、郭巨、杨香、朱寿昌、庾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褒（据《晋书•王裒传》，王褒应为王裒）、丁兰、孟宗、黄庭坚二十四人之“孝行”传说编纂而成。此图名为《二十四孝》，画面实绘其中十二人之“孝行”。似另有一图，绘其余十二人之“孝行”。但迄未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