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互动来看，藏传佛教的兴盛和伊斯兰教的文化渗透对新疆蒙古族刺绣图案亦有新鲜元素的输入。历史上，忽必烈于13世纪建立元朝之后，曾经大规模的推佛排萨，佛教逐渐取代萨满教成为主流宗教。表现在图案上即是佛教八宝逐渐出现。例如称为“扎格斯”的鱼纹、称为“朱赤花”的宝相花纹、莲花纹、莲瓣纹、盘长纹（亦写作盘肠纹）。伊斯兰教文化渗透则是新疆特有环境下文化流动的结果，从整体上看，新疆伊斯兰教文化影响较深，不同文化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必然会相互沾染对方的文化因子，从而使得自身文化形态发生改变。当然，融合和借鉴绝不是生硬移植与照搬，而是有序吸收、有机融合。在新疆塔城地区生活的蒙古族（主要是土尔扈特部），就在图案的组织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哈萨克族特征，比如几何形纹饰明显增多，伴以二次连续、四次连续，色彩明暗对比强烈等等。相较于在内蒙古生活的蒙古族，新疆蒙古族受到地理条件和人口构成的限制，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小，仅在少部分图案上可以看到汉文化的影子。

一、新疆蒙古族刺绣图案的文化生态

新疆蒙古族刺绣图案来源多样，多数都有相对久远的历史渊源，寄托着民众的美好愿望，以具象的外在形态反映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从纹饰来看，可以分为动物纹饰、植物纹饰、自然纹饰、几何纹饰、符号纹饰、组合纹饰六种。动物纹饰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龙纹、凤纹、蛇纹、鹿纹、虎纹、蝴蝶纹、蝙蝠纹、燕纹等。此类纹饰与早期图腾信仰关系密切，神圣性较强，譬如龙、凤，直到今天，蒙古族民众依然有崇龙尊凤心理，将之视为福寿美好的象征，希望能借此获得降福；另一些出现时间较晚，世俗性较强，譬如蝴蝶、蝙蝠。蝴蝶在蒙语中称为“额尔伯海”，多以写实手法绣于女性日用品上，借以表达春光无限的美好寓意，蝙蝠是汉文化与蒙古文化接触后由汉入蒙的图案之一，象征着多福如意，蒙古民众将其接收后稍加改造，与蝴蝶纹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没有触角，且多以倒挂姿态，意为“福到”。植物纹饰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牡丹纹、莲花纹、石榴纹、杏花纹、茶花纹、菊花纹等。植物纹饰注重色彩的变化，多用平绣（花瓣之间形成晕染）或抢针绣（一片花辨形成晕染），形成活灵活现的效果，寄托花开富贵、多子多福、高洁长寿的寓意。以上两种图案是相对使用频次较高、传播范围较广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