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几方面所表明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的社会性质，就是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的事实基础，也是我们把宗教称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根据之一。总之，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也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竖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它们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因此，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随社会和民族之不同而不同，随同一社会或民族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已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所证实，舍此则不能解释同一种宗教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组织制度之不同。这个论断要求我们在研究宗教的组织和制度时，不能只看到它们的宗教性的一面而把问题简单化。

关于微型研究，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些。三十年代时初访瑶山的成果《花蓝瑶社会组织》，以及后来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但是总的来说，在民族研究中这种微型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我曾经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报告中说过：“‘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地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有感情、有思想，这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通过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研究，我想汉族也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基本成分，也就是原来居住在中原地区，以黄河为自己的摇篮所哺育出来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黄帝”的子孙。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不仅包容了“炎帝”的子孙在内，而且还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封建国度里，又吸收了附近高原、山区、草原、沙漠上的各个集团或其中的一部分，也羼入了不少古代的少数民族，终于形成为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族。正如周恩来总理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这是我从事大瑶山瑶族调查研究以来所提供的一个看法。当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大家来做。其中包括我在前面提出的，要开展从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地区……直到沿海地区、中原地区等等地区的宏观与微型相结合的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宏观角度上予以分析和总结。科学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要求，将迟早会使我们走上这一步。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已开展了六江流域的调查，贵州地区开展了六山六水的调査，都是一些很好的开端。

承载人类文明，反映社会习俗。蒙古族古老而神秘，蒙古族文化是集蒙古民族形成之前中国北方诸多游牧民族文化之大成发展而来的。蒙古帝国时期到元代是蒙古族集北方民族艺术之大成、形成自己民族特色和风格的特殊时期。当她的疆域扩展到欧洲各地、拥有世界近三分之一版图时，欧亚地区不同国度的民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蒙古族工艺典藏，在传承原草原民族传统制作技术与工艺特点的同时，吸收了欧洲工艺品的精雕细刻、庄重华贵的艺术手法，以及中原地区华丽润妍、丰满端庄的工艺特点，使蒙古族工艺种类增多，集不同地域以及各民族工艺之特长，逐步形成了蒙古民族自己的特点。其艺术典藏形体往往硕大而庄重，装饰精湛而细微，鲜明地体现出了蒙古民族豪放、宽容、剽悍、富丽的个性特点和审美追求。蒙古族艺术典藏，是马背民族先人留下来的艺术佳作，是中华文化之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生动、最具有说服力的历史教材。蒙古族工匠创造的境界引人入胜，不同的艺术造型，各种天人合一自然美的生动形态，使人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在赞叹之余感到回味无穷。

一、在世界宗教出现于世之前的传统宗教，无论是原始时代的氏族宗教，还是阶级社会的国家宗教都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和种族的狭隘性。氏族宗教的信奉者只限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氏族公社和部落社会，国家宗教的信奉者则是各个国家范围内的民众。不同氏族和不同国家崇奉的对象主要是本氏族和本国家的保护神，彼此不仅不同，而且往往互相排斥。这就决定氏族宗教和国家宗教及其神灵的权威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超出本族和本国的疆界之外。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不然，它们越过了血缘的关卡和国家的边界，在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不同国度里找到了自己的信众。佛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真主，不再是某一特定种族和国家所专有的崇拜对象，他们具有超种族、超国家的普世性。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民族主权逐步加强，天主教会内部矛盾加剧，教廷更加腐败，文艺复兴的反封建思想广泛传播，宗教改革的条件渐趋成熟。开创欧洲文化新时期的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主导，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技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却是一个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运动。新的时代精神在宗教影响深厚的广大群众中的表现——宗教改革，则既是反对罗马教廷、改革基督教的大规模运动，又具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社会政治内容，所以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加。十四世纪时，英国的威克里夫提出建立民族教会，反对教廷征捐，拥护他的学说的罗拉德派积极参加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十五世纪初，捷克的胡斯也提出类似主张，否认教皇的最高权力，要求改革教会。1415年他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被判火刑，激起了持续十余年的胡斯战争。威克里夫和胡斯的主张影响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1517年，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针对教廷兜售赎罪券的做法，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运动的主要纲领有：反对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主张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最高准则，强调教徒个人“因信称义”，直接与上帝相通，不需教士作为中介等等。德国的广大农民、平民、市民和部分封建主参加了运动。其中以闵采尔为代表的平民革命派积极参加并领导了1524年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派建立了适合部分诸侯和市民需要的新教会。1541年，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激进派在日内瓦进行改革，建立了长老制教会和政教合一的共和政权。加尔文以“预定说”为核心的神学理论十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所以迅速传播到西欧和北欧的广大地区。他的宗教改革成为“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法国的加尔文信徒“胡格诺派”经过长期战争，赢得了宗教信仰自由。在英国，从亨利八世直到伊丽莎白一世，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终于成功，确立了英国国教会的地位。北欧各国也相继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产生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等脱离天主教的新教，沉重地打击了关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对欧洲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恩格斯称之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这次决战之所以采取反罗马教会的形式，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在每个国度内起来和也俗封建制度作斗争，就必须首先摧毁把封建制度神圣化的神圣组织——罗马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