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漫长的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的节律与大自然的四季同步，从春耕与夏种到秋收和冬藏。为此，一年中的节庆莫过于年。年是大自然与生活旧的一轮的终结，又是新一轮的开始。年的意义对于农耕时代的古人，比起工业社会的现代人要重要得多，也深切得多。岁月的转换在古人的生命中可以清晰地被感知到。每逢年的来临，心中油然生发的是对未知的新的一年幸福的企盼，以及对灾难与不幸的回避和拒绝。所以避邪与祈福是最基本的年心理。这年心理中避邪的部分，最初是被桃符、门神和爆竹表达出来的。在现代科学来到地球之前，人类与大自然的对话所凭借的是自己感悟和想象出来的神灵。由于灾难的威胁远比锦上添花的福分更为人们关切，所以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义。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以男耕女织为题材的《耕织图》，创始于宋代。据史载，最早者当推南宋时楼璹呈高宗赵构之《耕织图》。其后，刘松年于“宁宗（赵扩）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院人中绝品也”。此外，据传马和之亦有《耕织图粉本》传世。李日华《恬致堂集》称此图：“自问卜、播种以至刈获、扬簸；自育蚁、条桑以至络纬纴织而终之以酬愿、佞佛、赛神、醵饮。树石分疏，屋舍屈折，与人物意态种种俱绝，或云出马和之手。”

宋代人物画中，描绘服饰纹样较精细的主要有三类：道释人物画、肖像画以及风俗人物画。第一类道释人物画有佛、罗汉、菩萨以及神仙等，其中尤以罗汉图和十王图等题材最为流行，如贯休、刘松年的《十六罗汉图》，惜相关作品遗留下来的极少。除文人画家的创作外，还有一部分是浙江、福建等地的民间画坊所作，作为外销画流入日本各地的寺院中，有些则辗转流入美国。罗汉画在美术史上被分为较粗放的野逸相和较精细的世态相两种，后者一般设色富丽，描画精细，罗汉形象接近人间僧侣。除人物服饰外，罗汉画尤为注意周围环境的陪衬，将僧袍、袈裟、椅披、坐垫等织物的色彩、纹样画得很清晰，细节到位，具有极强的真实感。如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院的《十六罗汉图》和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五百罗汉图》，罗汉们大多衣饰随意，配色淡雅，纹样以线条构成的几何纹为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十王图描绘的则是冥府十王审狱的场景，宣扬轮回报应，此类画作在宋元时期流行，大多设色浓艳，对比强烈，纹样以大朵的团花为主。第二类是人物肖像画，特别是宫廷帝后和高僧大德的画像，均有精细的纹样表现。前者如《宋仁宗皇后像》，身穿十二翟鸟大礼服的皇后端坐椅上，旁有二侍女站立，三人的礼服及椅披上均有丰富的织物纹样；后者如日本泉涌寺藏《南山大师像》，人物亦端坐椅上，画家将两重椅披上的团花和几何花卉纹样表现得十分细腻，让我们透过这些看到了宋代织物清秀朴雅的风格。第三类是风俗人物画，宋代风俗人物画兴起，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人间大众的生活，如《货郎图》《浴婴图》《妆靓仕女图》《大傩图》等。以《大傩图》为例，画面表现人们举行大傩仪式、驱除厉疫时的场面，12位舞者穿戴各异，身持各种器械踏着鼓点起舞，人物造型古朴，难得的是衣纹细致，纹样丰富多彩，惜不够清晰。还有一些人物画类型如历史画等也有少量纹样，而《文会图》等描绘文人雅集的作品因强调质朴清雅的着装风格反而几无织物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