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当人们走进节日中的沸腾苗寨，置身于身着千姿百态、流光溢彩的苗衣的人流之中，感受苗族古朴厚重、魅力四射的服饰文化时，不能不有一种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感觉，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

苗族作为中国土地上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而苗族的服饰文化几乎就是苗族文化在物质体现上的精粹，它不仅是一种展示美的形式，同时也是记载苗族历史文化的载体，这些形象记录被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并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蜚声艺坛。苗族服饰的刺绣过程是一个大的工程，全套完整的衣装做完，祖孙三代，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部绣制完成。

服饰是苗族人文化的一个载体，苗绣又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苗装的制作和穿用也具有宗教活动的性质。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使得苗族先民宁愿耗费4-5年的时间制作一件服饰。也正是这种虔诚的心态，促成了苗族先民对刺绣工艺的极致追求。苗绣无论在工艺、内容还是内涵上，都远非其他民族可比，这也使得这些古老的苗装苗绣具有不可复制的特质。

苗族人还认为，服饰上的刺绣是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是符号，不能随意创新和更改。变来改去，会找不到祖先，有如找不到根系的灵魂在漂泊。因为这样的民俗现象，我们得以通过看苗绣、看苗绣服饰，来判别衣装主人属于哪个宗支，住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生活习俗等等。比如：剑河的“锡绣”，其技艺纷繁复杂，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当属绝无仅有，被称为“中华一绝”并被国务院公布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又如花溪的“挑花”独特的挑花贯首服成为这支苗族的识别标记和象征。挑花在花溪苗族的日常生活、节日庆典及择偶、宗教等仪式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花溪苗族妇女在制作挑花时，不但注重继承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而且还善于发挥想象力，大胆地进行再创作，几乎找不到两幅完全雷同的作品，使得挑花有着较强的艺术性和独创性；再如雷山、麻江一代的贴花、辫绣、结绣、皱绣、锁绣等，在形制和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各种变形和夸张手法，并大胆使用立体造型和型中型的复合手段及比喻、暗喻、借喻、象征等表现技巧，体现出别具民族风格的审美情趣。还有施洞的“破线绣”，将一般的绣线分成8-16根，如头发丝一般细，再进行刺绣，一件盛装绣衣制作下来，要花上4-5年的时间，成品极为华美、艳丽，很具收藏价值。如此苗绣种种，讲的是天、地、祖宗、人类、生灵、图腾，讲的是万物关系，讲的是认知，它体现的是苗家人的生命观、宇宙观。它常常像是一部需要去解读的哲学书——让人琢磨思索，又充满智慧。

黔东南苗族丰富的支系是苗族服饰文化滋生与发育的沃土。黔东南位于南方山区，绵延的山地，交通闭塞，加上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山地的自然阻隔和心理上的自我封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同一民族各支系群体间的相互沟通，于是形成了文化地理上的错落分布。各民族、民族支系间服饰纷呈、语言难通，方圆百里风俗迥异。以至于形成了苗族有100多个支系，就有100多种服饰的状况。面对这样众多的服饰，要作出精确细致的分类显然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必须要对之进行类型区分，这样既方便讲解，又方便读者从这种类型中把握苗族支系间的亲缘联系及服饰文化在发展变化中与周边支系和周边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脉络。

苗族的母题文化内容基本相同，图案花纹大都为蝴蝶、龙、鸟、牛角、海浪、云团、水车等。制作方法为织锦、刺绣、蜡染，颜色多为黑、绛红、青、蓝等色，材料主要是棉、蚕丝、麻等，但到具体式样就有千差万别，从头饰到衣裙，其设计和装饰不同，各种图纹的构图结构、搭配、用料不同，这个现象说明这些苗族有共同的文化源流，即早期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居住生成的民族共同体的相同文化因子。后来西迁到西部，崇山峻岭把苗族的各支系阻隔，联系较少，因而语言变异，风俗差别，各支系的苗族在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变化着和发展着，服饰花纹也因此而呈现多种多样。另外，苗族为了逃避中原政权，生活在祖国的西南崇山险岭中，或属蛮夷或被称之为“化外之地”，没有受到汉族服饰一统化的影响，他们以“自然地方”各自为政，因而服饰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苗族历史的变迁与服饰文化发展关系即多元性与统一性。服饰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首先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服装起源学说之所以如此众多，与不同文明发源地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人类文明不发达、科学技术尚不进步的时代，区域文化占有明显的地位，不但人们的服饰材料就地取材，而且人们的服饰方式、着装目的也都与区域内的各类活动密切相关，这一系列的特点形成了服饰文化发展的民族化与区域性特征，构成了服饰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