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相关记述略有增加。黎光明、王元辉等人在汶川瓦寺土司管辖一带作调查，所著《川西考察记1929年》中述：“羌民也是常穿没褂面的山羊皮背心，但是似乎比土民所穿的要长一点。麻布是羌民最常穿的，土民比较少穿，羌民女子的衣领上周围常戴着一个个的圆的银牌，名为‘压领’，土民中少见。”在这里，土民指瓦寺土司所管辖的百姓，为其祖桑朗索诺木所带士兵的后裔，均为嘉绒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土语”。羌民与之不同，是其佃户，只需向土司耕地交租，所说语言称为“乡谈”，在长期共同发展中，土民与羌民许多风俗逐渐相似，服饰上尚略有差异。

究竟在三、四十年代，在服饰上那些可被称为羌人的服饰？以麻织长衫与头包布巾、扎绑腿来说，这也是清末民初时期许多西南汉族农民的普遍穿着。二〇年代在本地区进行民俗调查的黎光明等人，在其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的报告中称：「以布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黎光明、王元辉1929：44）。羊毛织成的「毪织褂褂」目前被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是羌文化的特征，因为他们认为本民族从前是「牧羊的民族」。但民国三十三年所编的《汶川县志》中却称，「以地产羊毛，人多以编毛为生，故多织毛为衣，三族皆同，仅羌、土较普遍而已」（祝世德1944：304）。这里所谓的三族是指汉、羌与土（土指瓦寺土司属民，也就是较汉化的嘉绒藏族）。又如，四十年代在「羌民」中作调查的胡鉴民指出，制花鞋的艺术，似乎是受汉人的影响：某些汉化很深的地区，制花鞋的艺术也最发达（1944：40）。前述的David Crockett Graham也认为，有时羌族妇女会学习汉族刺绣，来装饰她们的衣袖或围裙（1958：21）。此外Graham所描述的羌文化，无论是山歌或是以端公为中心的宗教，都是「土著与汉文化」的混合体。Torrance虽强调羌民的「以色列」文化根源，但他书中所附的照片却显示，当时羌民的穿着实与汉民差别不大，尤其是上层土司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