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署的方位，根据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和乾隆元年《南巡盛典》以及其他有关方志分析，其四至应为东至利济巷与“进御机房”即江宁织造局相邻；西至碑亭巷；南至吉祥街即今太平南路北端，大致到科巷以北一线范围内；北至督院前街即今长江路。而当日曹家生活的重要场所——萱瑞堂、楝亭、西堂、西池、戏台、射堂（箭亭）等均在这一范围内。江宁织造府。康熙七年（1668)的《江宁府志》说：“织造府在督院前。”督院即两江总督部院，遗址为民国时期的总统府。“织造府在督院前”，也就是说它的遗址在民国时期的总统府前。这地方人们管它叫大行宫。但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之“江南省城之图”和乾隆元年《江南通志》之“江宁省城图”上均标示，总督部院(即督院）前乃是理事厅。

清朝在江南地区设有江宁（后为避清朝道光皇帝旻宁讳，改为江南）、苏州、杭州三织造，掌理织锦业的生产。但三者生产的云锦用途不同。据《清会典》记载：“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可见，江宁织造署督造的云锦是皇室专用的，其地位高于苏、杭二地。江宁织造署就设在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宁（今南京）。清朝江宁织造署的长官称作江宁织造，位尊权重，是皇帝的红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1〜1763年）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顒、父亲曹頫就先后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长达59年之久。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多次写到云锦，如第三回:“（王熙凤）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来到江宁，除了第一次居住在明故宮内的江宁将军署外,其余五次都是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中，他还参观了织造局，有感于织工之辛劳,写下了《织造处阅机房》一诗，诗云：“终岁勤劳匹练成，千丝一减截纵横。此观不为云章巧，欲俭骄奢赌未萌。”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均居住在由原织造署改建而成的行宫内，今南京大行宫地名就是由此而来。随着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织造署的设立，南京云锦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南京丝织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仅城内就有织机3万余台，男女织工20余万人(约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年产值1000万银元以上，其中相当数量的织机是专门从事云锦生产的，以云锦为龙头的南京丝织业成为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清朝著名书画家郑板桥《长干里》诗中“缫丝织绣家家事，金凤银龙贡天子”之语，就是清朝南京织锦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即便在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今南京）的13年间，也在南京设有织营、绣锦营（又名绣锦衙），从事织锦之类的活动。通观有清一代，南京云锦的生产盛况空前，既有官府督造的贡品，也有民间机坊生产的产品。今天，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当年云锦匹料的尾部经常可以看到“江南织造臣忠诚”、“江南织造臣庆林”、“江南织造臣七十四”、“金陵涂东元玉记库金”、“金陵张象发本机库金”等等字样。清朝南京生产的织锦产品除供应宫廷、官府服用和赏赐之需外，还远销海外及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等地，并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很高的声誉。

南京云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古都南京特定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息息相关的。具有“六朝古都'“十代都会”之称的南京，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官办文化、官办手工业繁荣。中国的四大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只有南京在南方，属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业、织锦业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成为蜀锦、宋锦、云锦的发源地。手工织造的南京云锦就孕育在这块钟灵毓秀、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等地方志书记载：“秣陵之民善织，江南生产蚕丝。”这里所提的秣陵，指的就是现在南京一带。南京在明清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云锦织造业在南京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云锦是贵族的奢侈品，不仅专供皇家，也为江南的贵族、士大夫所喜爱。南京是明初的京师，永乐后的南都（留都），留有一套以六部为首的中央机构，留驻了不少高级官员和贵族。清代的南京则驻有统辖今天江苏、安徽、江西、上海的两江总督，南京遂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除总督外，江宁还驻有统辖江苏民政的江宁布政使、统辖江苏军事的江宁将军、江南提督等高级官员，尤以掌管云锦织造的江宁织造更为人瞩目。康熙南巡至南京，多以织造署为江宁行宫，以至今天南京百姓仍以“大行宫”称呼织造署旧址一带。这些居住南京的贵族、官员，他们的奢侈品是南京都城文化、贵族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