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云南通志·爨蛮》说：“民间皆祭天，为台三阶以祷”，（临安府爨蛮）“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至期，搭松棚以敬天……长幼皆严肃，无敢哗者。”《大理府志》亦载：“腊则宰猪，登山顶以敬天神。”彝族认为，宇宙间的万物皆为天神所造，悉由天神所主宰。他们古代崇拜天神的传统，迄至解放前还有残存。如解放前弥勒西山等地的彝族逢腊月要祭天神。武定、禄劝等地的彝族则在山林中建屋供奉天神。天神的神位以竹筒制作，长约4寸，一端削尖，中贮竹节草根，草上以红白色丝线缠羊毛少许，并放入米十数粒，与其他的4个神供在一起，每逢节日进行祭献。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男子额前顶皆留一块方形的头发，编成一个小辫，用头帕竖立包着，直指蓝天，据说人们以其为天神的代表，认为它能主宰自己的一切吉凶祸福，故谓之“天菩萨”，严禁他人触摸，否则即认为触犯天神。按习惯法规定，违者必须交出一二百两银子作为赔礼，不然，就要将摸着“天菩萨”的那个手指砍去。

封建领主制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记载，元朝后期，云南共设云南府学宫、安宁州学宫、嵩明州学宫、大理府学宫、邓川州学宫、临安府学宫、石屏州学宫、河西县学宫、澄江府学宫、鹤庆州学宫、永昌府学宫等11所学宫，大力推广汉文化教育。明朝又新办56所学宫，清代又增17所学宫，总计达84所。此外，明清两代又举办了一些书院，明代云南全省有70多所书院，到清代扩建到240多所。清代还兴办带有私塾性质的义学。学宫是各府、州、县的孔庙；书院是藏书和教学的场所；义学是免费私塾，其经费主要来源是地租，而义学的田地又多为当地土绅捐献。学宫、书院、义学开办的目的，在于“尊圣人之道，重人伦之制，广王者之化，育天下之才”。学校教育大增，有力地促进了彝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彝族封建土司致力于办教育，积极学习汉文化。但在边远山区和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包括彝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是十分有限的，而彝族语文的教育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清朝中晚期，临安知府曾举办过彝文学校，在府治设置的科举“乡员”考试中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考“毕摩”。毕摩要经考试合格才颁发经书、法器。滇中、滇南一带曲靖、文山、思茅、红河、元江等地的毕摩都要到临安府纳楼土司署考试，如获一等，则可穿上清朝文官服，并免去一切摊派。在新平县鲁奎山和磨盘山彝族地区，也举行过类似的彝文会考制度，以加封毕摩。当时彝文在临安府彝族地区是统一通行的文字，它不仅是毕摩在各种宗教祭祀中的经典用文，也是识彝文者互相通信、记事载物、写契约的日常应用文，乃至清初鲁奎山彝村的门牌，都是用彝文写成的。

《祖图》反映北路迁徙路线，其出发点虽然不尽相同，有的自广西出发，有的自广东、湖南出发，个别自贵州出发，但其在广西境内，多经历平乐府、桂林府、柳州府、庆远府、洒城府（治今凌云县），然后进入云南开化府文山县（今文山州州府所在地），再分两路迁出境外：一路经临安府（治今思茅）建水县进入老挝；一路经麻栗坡进入越南。也有个别进入越南后再返回云南临安府，然后进入老挝。

传统寓意纹样。古时习俗，在“立春”日要进行迎春仪式，由人扮成主管草木生长的“句芒神”，鞭打春牛;由地方官吏行香主礼，叫做“打春”或“鞭春”。《东京梦华录》：“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人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武林旧事》：“立春前一日，临安府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庭;及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采杖鞭牛。……预造小春牛数十，饰采幡雪柳，分送殿阁”。春牛在迎春仪式中为主角。旧时历书和民间木版年画上，常印有春牛图案，大体都是按古时“打春牛”的情景描绘，寓意迎春天，农事始，五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