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有常供神像的专门用于焚化的纸马俗称“寿金”，较为常见的有以福禄寿三星为主题的“财子寿”、“莲花金”等品种。此外，平常使用的纸马还有农历七月“普渡”时用的“印经衣”及各种镇宅平安符、家门玄庆符等。不同的纸马有不同的用法。如年节前后用来迎神与送神的纸马都是年节期间雕版并少量印制，而在市场销售的。此类纸马种类较多，造型多样，稚拙生动，别具一格。

一二百年代光荫弹指而过，佛门弟子严遵不造像的祖规，却逐渐将祖师由“觉者”圣化为佛，并礼拜其象征物——塔。后来随着古希腊文化艺术及神话传说渐渐传入南亚次大陆，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的铁骑臣服了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希腊的造像艺术亦随同其怀柔政策接踵而至。阿育王时推行圣法，佛教徒认识到造型艺术在佛法教化中的优越性，逐渐造起像来，始谨遵祖师不造像遗愿，只造菩萨像，代表释迦牟尼圣化前的原身；“后来竟大造特造起各种佛像、菩萨像和神像来。从起礼拜活动由礼塔到拜像，由参拜象征物发展到膜拜具体的佛（人）”。此期修建的“堵”(即塔）及从山岩上开凿出来的寺庙，集建筑与雕刻艺术于一体。而在这之前，随着孔雀帝国解体，融合着希腊与印度风格的犍陀罗雕塑艺术逐步形成，这种艺术后来随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伴随着佛教触角的频频探访中土，庙宇文化也开始以佛教徒的礼拜物——神像、壁画及佛经等为载体，渐渐浸润着中国世俗人的生活。汲取着佛教庙宇文化的营养，扑灰年画的物化胚胎悄悄萌生，其“扑灰”工序随着初期佛教庙宇神像、壁画在中国的出现渐凝成筋骨。扑灰，又叫“过灰”，是扑灰年画在制作工艺方面区别与其他年画画种的独特标志。其实这种工艺，在中国金石铭文的拓扑制作及祠庙壁画的绘制过程中，早就开始运用。汉代造纸术的发明后，纸质的轻薄价廉，拓扑工艺日臻成熟，而后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凸现，隶书的成熟及流行，为碑刻拓扑工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这血泪横融的乱世时期，为普渡茫无归宿的冤魂，中国的佛教文化汲取着渗透入痛苦与磨难中的血浆，慢慢发育成熟，扑灰年画的宗教情结依然在渐渐编织着环扣。

佛经有的说观音菩萨是释迦的弟子，有的说是阿米陀佛的侍从，为“西方三圣”之一。按佛教“四大菩萨”的排列顺序，观音仅排第三，在文殊和普贤之后。但是在我国民间，她的影响和地位绝对不在如来和阿弥陀佛之下。她的世俗地位可以用清蒲松龄的一句话很好来概括:“佛道中惟一观自在(观世音)，仙道中惟纯阳子(吕洞宾)，神道中惟伏魔大帝(关公)，此三者法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观音信仰遍布我国的大江南北，各地均有以观音为主要内容的神像画。

首先，除了和大陆相同的节庆外，台湾还有许多本省特有的节庆活动。如，正月初六祭“清水祖师”（“清水祖师”的主庙在台北万华清水岩，这一天台北有盛大隆重的庆典仪式，以往常要连续上演20天的大戏，格外热闹）；二月初二祭“土地公”；二月初三祭“文昌帝君”；二月十五祭“开漳圣王”；二月二十三祭“广泽尊王”；二月二十五祭“三山国王”；三月初三祭“玄天上帝”；三月十九“太阳公祭”；三月二十三日前后是规模盛大的“妈祖祭”；四月初八纪念释迦牟尼诞辰；四月二十六祭“五谷大帝”；五月十三是“关公祭”和“霞海城隍祭”；六月初一吃“半年补”；六月十五“半年祭”（祭祖宗）；七月整个月为“盂兰会期”，各乡轮流做“大普渡”；立冬日要“进补”；十月二十二为台北“艋舺青山王祭”；冬至日要祭祖、“食补”……可以说在台湾几乎每个月都有节，都要做“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