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年画艺术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文景之治著称的汉朝和以贞观、开元之治闻名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强盛王朝。它们都有过辽阔的版图、巩固的政治、发达的经济，也都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以这两个王朝为标志的汉唐文化，在文学、戏曲、美术（包括雕塑、绘画、书法等）诸领域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为年画艺术的孕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汉唐时期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由统一到分裂，而最终又走向统一的民族融合时期。在经历五胡十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后，到了隋唐重归统一。这时各族在文化上相互渗透和吸收，极大地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也给年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唐时期又是强大的中华帝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沿着中西交通重要孔道——丝绸之路，古老的印度佛教进人了中土，并与中华传统儒教相互影响。佛教、儒学与南北朝时日臻成熟的道教成为中国最有广泛影响的三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年画艺术的胚胎发育。尤其是，道教充分汲取原始宗教与释、儒之长，引其崇拜的诸神为己用，形成包括门神、灶君、财神、日月星辰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道教俗神，这既是道教神秘玄奥的教义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的结晶，也为年画艺术世俗化的进程注入了催化剂。因此，道教与年画艺术的发展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惜目前尚未有足够的硕果。

《高密县志》（十一卷，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岁时民俗”中对年节的记载：设馔，易门神，桃符，写春联，天行贴子……已经透溢出扑灰年画的民俗功用。“民间美术的各种创造，都可以从原始工艺品中找到它的雏形”。扑灰年画作为遗存于世的民俗文化载体，—直附丽于高密民俗并栖身中国民间年画的园囿中。秦汉时汉武帝行《太初历》，中国年节风俗渐定，过年节时，神荼、郁垒两位神仙为汉人把守门户，以拒厉鬼；东汉皇宫则每年跳“傩舞”，驱鬼除瘟疫。年画开始散居在人们年节期间的角角落落，展开它作为年俗首要功用的双翼，承载起人类原始腊祭衍生成年节的文化积淀。扑灰年画的原始文化内涵胚胎还在其本元文化——中国民俗文化的珠房里缓慢地发育着，其物化的原始雏形——拓扑技艺，却早已与作为宗教文化载体的祠庙壁画、神像相伴而生了。

一二百年代光荫弹指而过，佛门弟子严遵不造像的祖规，却逐渐将祖师由“觉者”圣化为佛，并礼拜其象征物——塔。后来随着古希腊文化艺术及神话传说渐渐传入南亚次大陆，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的铁骑臣服了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希腊的造像艺术亦随同其怀柔政策接踵而至。阿育王时推行圣法，佛教徒认识到造型艺术在佛法教化中的优越性，逐渐造起像来，始谨遵祖师不造像遗愿，只造菩萨像，代表释迦牟尼圣化前的原身；“后来竟大造特造起各种佛像、菩萨像和神像来。从起礼拜活动由礼塔到拜像，由参拜象征物发展到膜拜具体的佛（人）”。此期修建的“堵”(即塔）及从山岩上开凿出来的寺庙，集建筑与雕刻艺术于一体。而在这之前，随着孔雀帝国解体，融合着希腊与印度风格的犍陀罗雕塑艺术逐步形成，这种艺术后来随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伴随着佛教触角的频频探访中土，庙宇文化也开始以佛教徒的礼拜物——神像、壁画及佛经等为载体，渐渐浸润着中国世俗人的生活。汲取着佛教庙宇文化的营养，扑灰年画的物化胚胎悄悄萌生，其“扑灰”工序随着初期佛教庙宇神像、壁画在中国的出现渐凝成筋骨。扑灰，又叫“过灰”，是扑灰年画在制作工艺方面区别与其他年画画种的独特标志。其实这种工艺，在中国金石铭文的拓扑制作及祠庙壁画的绘制过程中，早就开始运用。汉代造纸术的发明后，纸质的轻薄价廉，拓扑工艺日臻成熟，而后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凸现，隶书的成熟及流行，为碑刻拓扑工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这血泪横融的乱世时期，为普渡茫无归宿的冤魂，中国的佛教文化汲取着渗透入痛苦与磨难中的血浆，慢慢发育成熟，扑灰年画的宗教情结依然在渐渐编织着环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