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西汉初司马迁所撰《史记》，为中国历史书写立下了典范，这典范历史便是“英雄祖先历史”——《史记》中之本纪、世家诸篇中，一国一族之统治阶层皆各源于其“英雄祖先”。也就是说，《史记》不仅总结战国末至汉初以来多元并陈的黄帝论述，使黄帝成为华夏（严格地说只是华夏统治阶层）之共祖，它也创造了一个以“英雄祖先”为骨干的“文类”，所谓“正史”。从此，“历史”与司马迁所称“其言不雅驯”之神话传说分离。从此，“弟兄祖先故事”在历史中失去其位置，而成为乡野传说。线性或循环的历史，以英雄圣王为起始的历史，以记录、回忆社会中部分人之活动为主的历史，成为“正史”。如前述汉晋时期华夏边缘的巴蜀之人，他们更信赖的“历史”，从此便为以“黄帝娶于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为起始的“历史”。因而“历史”不仅区分华夏与非华夏（人与域），更在华夏之域间区分何为黄帝嫡传所辖，何地为黄帝支庶所封，何地为黄帝及其后裔所征服；在华夏之人中区分，谁（统治家族）由其黄帝血胤而成为华夏，谁（黎民）又因“教化”而成为华夏。借此种种区分，华夏成为一阶序化的资源共享、分配与竞争体系。虽然如此，以“弟兄关系”凝聚人群的历史心性，仍存在于各种“少数民族传说”以及汉人乡民社会口传家族谱系之中。

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像、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断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