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发动起义之前自称上帝次子,显然是为政治目的而
编造神话。但在
太平天国政治军事形势开始逆转之后,他却日益沉溺于
迷信之中。韦杨内讧之后,他“一味靠天”,“不言人事”。第二次打破
江南大营之后,他“具(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不问政事,具(俱)是叫臣证实天情,自言(然)
升平之语”。天京垂危之际,他不听李秀成让城出走的忠告,竟说:“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
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分析洪秀全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另外,洪秀全的君主专制
色彩极其浓厚。“太平
礼制”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制尊卑”,“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幼学诗》说:“生杀由
天子,诸宫莫得违。”《天父诗》说:“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一句半句都是旨,认真遵旨万万年”。如此等等,实际上把
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神圣化而推向极端,
表现出地道的神权政治的专制主义。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了拜上帝会和洪秀全的
迷信思想对
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