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新年画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极力加强了文化方面的殖民统治。其中利用中国年画形式宣扬对华侵略的“合法”性和奴化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随着革命形势节节胜利，华北大部地区先后解放，冀中辛集、石家庄一带成立的“华北美术社”、“华大美术工厂”等，赶印了大批新年画，以适应解放后的农村需要。创作人员除了武强等地的刻工画匠外，还有大批奔赴解放区的美术学校师生，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推动了新年画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如华北美术社印的《新年乐》（历画）一图，下画一对农民夫妇和两个儿童在“扭秧歌”，农夫荷锄，农妇举纺车，女孩擎鸡形玩具，男孩背书包。四人的动作不一，姿势优美，身形皆合解剖原理。图上刻彩灯一对，帷幔挂起，中间刻印“新年乐”标题；下有旧历画形式的“二十四节气表”，但增添了“农事活动”新内容，代替了“喜神方位”等旧历画的格式，对农民种田颇有参考价值。如“八月大，过大秋，种小麦，打烟叶，起山药”；又如：“十二月大，评记功，奖模范，新年到，‘新计划’”，反映了解放区的新政策和农民的新生活。

反映新生民主政权的有《人民代表选举大会》、《豆选》等。当时选举人民代表时，农民因不识字，便在候选人座位背后各放一空碗；若有人选他，则在其背后碗中放一粒大豆，谁的豆多，谁便当选，故名《豆选》。其他还有《纺织互助》、《学文化》、《做军鞋》、《改造二流子》和婴戏图《儿童劳军》、《娃娃戏》等，都是具有浓郁民间韵味的新年画之佳作。如若将此十七幅作品展览在面前，仿佛就是一部由三民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画卷。

抗战时期的新年画（尤其是根据地的抗日年画）的诞生是民间年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随抗日战争的日益激烈而不断发展，又和破除迷信、提倡民主相互联系在一起。新年画采用了木版年画的构图、色彩等形式，考虑和尊重了众多劳动人民的欣赏习惯；在内容方面，则不断增添革命新题材；再者，新年画的创作最初是美术工作者自画、自刻和刷印，略异于以往画师出稿画样、刻工按图刻线，最后刷工完成套版印色等多层工序。这是因为处在战争时期，美术家们需要及时完成宣传救国使命，不可能如作坊绘刻年画那样精工细雕。所以早期的新年画大都尺幅较小，刷印方便，有些还是非卖品。早期的作者，主要是来自美术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青年画家，他们对于农民与年画的深厚的感情尚未完全理解，所以刻印的新年画之内容虽然新，教育意义也深，但与农民欣赏惯的传统年画形式尚有距离。因而现存的四十年代初期的新年画中，具备民间木版年画形式特点的作品不多，宣传效果尚感不足。所以在延安的美术专业工作者，曾有过理论探讨和向民间木版年画学习的过程，最终加深了对年画艺术的认识，推动了新年画的发展。

新年画注意学习和吸收传统年画的形式，诸如农历图、五子图、娃娃戏等都被画家成功地运用，创作中又融人现代画法和技巧，采用传统的木版水印技术，由武强民间艺人刻版印刷完成，收到良好的效果，真正做到革命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成为革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年画体现了新时期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创作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