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着底村彝族刺绣工艺品的生产经营以普氏刺绣厂为龙头，逐步形成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格局。这既给周围村寨的彝族妇女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传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但值得注意的是，刺绣厂所生产的刺绣工艺品基本上都是用于对外销售，当地的彝族村民几乎很少使用这些产品。而且，尽管撒尼人常常将民族传统服饰上的挑花刺绣图案视为女子灵巧贤惠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村中大部分中青年妇女都已放弃了传统服饰的加工制作，而把大量的农闲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为刺绣厂加工绣片上。在其传统民族服饰的衣领、袖臂、裤筒等部位，用于装饰的手工挑花刺绣纹样越来越多地被机织花边所代替。调查中发现，只有少数中青年妇女表示，她们也会利用为刺绣厂挑花的间隙，抽空绣一些围腰飘带或镂空贴花，用于装饰自己的民族传统服饰，或是出售给那些没时间为自己绣制服饰的本村村民。而年轻一些的妇女则认为，穿民族服装很麻烦，做民族服装更麻烦，传统服饰上的刺绣费时费工又没有经济收益，她们更愿意到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民族服装。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当地撒尼妇女既在农闲时间忙于飞针走线、刺绣挑花，但却又疏于将此娴熟的技艺运用于自用传统服饰的制作。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把刺绣挑花视为获取经济回报的途径，手工刺绣品正逐渐退出其传统生活的领域。当村民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远远超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时，必然会导致当地彝族刺绣逐渐发展为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外销产品和获利手段，进而忽略甚至抛弃了本民族传统刺绣工艺的文化内涵。一旦失去了其在本民族文化生活中的深刻意义，刺绣工艺就只能成为一项谋生盈利的工艺技术而非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文化。

在历史悠久的小石桥乡继承与发展彝族刺绣，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但这份文化的瑰宝面临着严重的考验，由于刺绣技术难度大，习艺、制作周期长，年轻人多不愿学，民族服饰多数也从市场上购买电脑机绣的产品，学习传统刺绣技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艺人相继去世，彝族刺绣工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况。

彝族的刺绣工艺传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在彝族现有的文献中没有确切的记录，但可以从其他史料和典故中寻找到彝族刺绣历史的踪迹。彝族悠久的刺绣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溯源。

彝族的刺绣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部分人物形象的衣服上即有刺绣花纹的痕迹。公元223年，诸葛亮南征，画龙生夷图谱和成都瑞锦赐夷，并吸收叟帅孟获、孟琰、爨习参加蜀国政权。这些叟帅的夫人在蜀学会汉族的刺绣工艺，回乡传授给昆叟女子。据说孟获夫人曾在曲靖大基山中，飞针走线，一夜绣成龙衣，故而被人们尊奉为刺绣女神。公元8世纪初，南诏王嵯巅攻占成都，掠回汉族刺绣女工和蜀锦原料而使南诏刺绣工艺得到极大发展。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将还，乃掠女子工技数万人……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樊绰《蛮书》也对南诏的刺绣作了详尽的叙述：“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人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彩……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虎）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太和三年蛮寇西川，掳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元明清时期，刺绣即在彝族妇女中盛行，刺绣质料增加，刺绣纹样和图案色彩更加丰富。直至近代，彝族刺绣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区特色和民族风格。

传说，公元223年，诸葛亮南征，画龙生夷图谱和成都瑞锦赐夷，并吸收叟帅孟获、孟琰、爨习参加蜀国政权。这些叟帅的夫人在蜀学会汉族的刺绣工艺，回乡传授给昆叟女子。据说孟获夫人曾在曲靖大基山中飞针走线，一夜绣成龙衣，故而被人们尊奉为刺绣女神。公元8世纪初，南诏王嵯巅攻占成都，掠回汉族刺绣女工和蜀锦原料而使南诏刺绣工艺得到极大发展。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将还，乃掠女子工技数万人……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捋。”樊绰《蛮书》也对南诏的刺绣作了详尽的叙述：“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人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彩……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虎）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太和三年蛮寇西川，掳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元明清时期，刺绣即在彝族妇女中盛行，绣品质料增加，刺绣纹样和图案色彩更加丰富（白兴发：《彝族文化史》282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刺绣是一种艺术性的劳动，完成一件60厘米大小的绣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彝族的刺绣有多种多样的工艺手法和表现形式，比如：挑、贴、锁、盘。其中贴花最为常见，准备一块白色长条的布料，贴上锁边，用有色布剪出连续花边的图案，最后贴在衣服后进行挑锁便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