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出自国势昌盛时期，不是屈辱、妥协的让步，具有开明进步意义，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繁荣起了时代作用。南北朝以前，瑶族先民尚属“蛮人”部落，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进入隋末唐初，仍然过着“人居鸟巢”，“射禽兽”与“烹鱼鲛”的原始游猎生活。由于唐王朝通过颁发《评皇券牒》授予土地，“籍户授田”使缺地和少地的瑶民，获得国家土地加以耕种，改变了不稳定的游猎生活，为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给瑶族先民生存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由于唐王朝通过颁发券牒形式，封赐瑶族酋领为官，运用强硬的封建统治机器，加强对瑶族居住地区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瓦解了瑶族原始社会的建制组织。同时，又采取强硬的封建经济措施，破坏了瑶族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加之唐时铁器工具在瑶区的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在瑶区的传播，在加速封建社会形成的同时，使瑶族原始社会迅速崩溃。瑶族《评皇券牒》的产生，是瑶族原始农村公社崩溃，跨越奴隶社会的转折点，是瑶族社会进入封建化时期的标志。由于唐王朝采取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瑶族先民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活更为稳定，因而，唐代瑶族社会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评皇券牒》的人民性和进步性毋容否定。但是这种人民性和进步性是有时间性和阶级的局限性的。

4、贞观期间，对于“来降”及“内附”的四夷民族，采取羁縻政策进行统治，在其居住地区，“列置州县”授官统属；置“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见于券牒，唐王朝授瑶族酋领“国公、尚书、郎中、大学士、仆射郎、中书舍人、将军、都尉”和“桃州刺史”、“藤州刺史”等官职，所授的官职，与唐代职官建制相同，授封的区域都是江南、岭南，均属瑶族先民活动地区。特别是所授的“大谏将军”官职，与唐太宗求谏讷谏的政策措施内容相联。说明唐太宗为了推行民族政策，通过给瑶族颁发《评皇券牒》的形式，授予瑶酋宫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统治的需要，势所必然。

唐太宗执行德化的民族政策，是以儒家“德惠”思想为核心，旨在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于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平等政策。见于券牒的若干内容，约束和限制了瑶族先民的反抗斗争，阻碍着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决定了瑶族先民在长期社会发展中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命运。例如：“入户编籍”的瑶民必须“本份为人，毋得惹祸生非，各守正法”，不得反抗封建王朝；授予的土地，限于“千山万岭”的山区范围，迫使原来活动在长沙、武陵一带平原地区的瑶族先民，放弃原来优越的自然条件，退入山区，进行刀耕火种，长期过着游居不定、迁徙无常的游耕生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状况仍然未得到很大的改变，这就是瑶族形成游耕民族的历史根源。券牒给瑶族人民带来的这些后果，正好说明它封建性、落后性一面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