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邓恩铭天真地认为建立共和国家，各族人民从此将会得到自由与幸福。但是，他亲眼看到辛亥革命之后的荔波县，却照样维持原状，劳动人民依旧受苦受难，那些原先压榨人民的豪绅官吏，仍然保有特权。为此，他不禁满怀悲愤地编了这样一首歌：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是我党早期的著名革命活动家、工人领袖之一，是水族人民的优秀儿郎。党的一大代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在1961年写了一首诗，热情地赞美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

邓恩铭为民族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在远离故乡的山东从事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暇回乡。远在贵州荔波县的父亲希望他早日回乡成亲，另谋差事，养家度日。恩铭回信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如此，亦无可如何。”这种革命精神，在他的词作《江城子》表现得更为充分：

中国少数民族中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水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邓恩铭，虽然在世仅仅31岁（虚岁），却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痒，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岁孩童的邓恩铭，能有如此的深沉忧虑和敏捷思维，确实是难能可贵。就在辛亥革命这一年，邓恩铭结束私塾学习，进入了设于原荔泉书院内的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讲经、历史、地理、天文、格致等课程。当他读到高小时，就开始使用共和国新编出版的教科书。书上写明教育宗旨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当时，这所学校中有了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使这一教育宗旨在教学中得到相应的贯彻。其中，高煌（字冬新）老师是光绪年间贵州省第一批公费留学日本的学生，在日本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拥护辛亥革命，而且注重新的教学方法的实.施。由于教师采用新法教学，向学生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上历史课时，高老师历数帝国主义迫使腐败的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讲德国利用“曹州教案”强迫清廷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占领我国青岛，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又强占了我国的青岛，至今我国尚未收回等近代史的国耻事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在邓恩铭的幼小心灵中初步萌生。尤其是他的二叔又居住在山东，他对于山东的事件格外关注。

简短数语，表现了邓恩铭不为个人功名利禄所累，而为党的事业矢志不移的高尚品质。1925年4月19日，青岛纱厂罢工持续了22天，迫使该厂日本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但不久，厂方停止履行各项条件，并对再度罢工的工人进行残酷镇压。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邓恩铭坚定地执行“八七”会议决议，根据山东地区的形势制定了全省政治斗争的决策略：领导农民夺取军警武装，在暴动中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他派党员去参加山东农村的自发性暴动，争取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党及时提出“解除苛捐杂税之痛苦”的主张，受到农民的欢迎。可是以后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的干扰，全省农民起义逐渐低落，山东革命形势也同全国一样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邓恩铭仍坚持为革命往来奔波，对革命转机的到来充满信心。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会议期间亲切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革命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列宁还亲切地勉励中国的代表，要广泛团结其他各阶层的人民，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最后，列宁充满深情地说：“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灿烂的！”邓恩铭亲眼看到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段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革命胜利的榜样，更激励他投身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

1917年秋，17岁的邓恩铭辞别家乡——贵州省落波县城，奔赴山东济南求学，为抒发情怀而写的诗作《前途》。伟人自有伟人的气魄、胆识与胸怀，尽管当时他小学尚未毕业，对北上求学的前途也茫然未卜，但是，却有“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的伟大抱负。在另外一首辞别诗中也流露出“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的豪迈气概。正是这伟大抱负，造就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水族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早期革命家。

邓恩铭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与省立一中同学积极参加了这些革命活动，宣传罢市，查禁日货，参加包围日本领事馆，迫使日本领事馆将逮捕学生释放。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山东当局相互勾结破坏革命运动的罪行，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奔走串联，组织了数千群众，于7月21日捣毁了公然诋毁爱国运动，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昌言报》社，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通过这些活动，邓恩铭心中“读书救国”的信念，开始动摇了。他开始认识到：在国家和民族危亡关头，仅仅读书有知识，还不足以救国。目前，救国才是当务之急，只有发动、组织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仆从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救国的惟一途径。此后，邓恩铭对各类的爱国活动更加踊跃参加。同时，他的思想也获得了一次新的飞跃，他开始主动地去寻求、探索组织广大群众持久地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道路和方法。

同年，济南省立一中举行了第三期学生自治会的选举。由于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旺盛的革命热情，坚定的斗争意志，出色的组织才干和超群的写作能力，博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和信任，因而被选举为学生会领导成员之一，并兼任出版部部长。当时，学生会出版部就有37人，人多势众，力量雄厚，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部门。

1925年，家乡遇灾，家里缺粮，弟弟们写信要钱接济。恩铭回信说：“我无分文汇回去……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因辛勤为党工作，过度劳累，使他身患结核病。同年11月，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在济南东关筹备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被暗探侦知，机关遭破坏，恩铭第二次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多次用刑，致使病情恶化。经党组织和亲属多方营救，于1926年春才被保外就医。出狱后，邓恩铭同志带着病体为党工作，以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首先重建了被敌人破坏的青岛市党组织，并对全省的革命工作秘密地加强了领导。

“五四”运动反帝斗争的焦点在山东，而济南又是反帝斗争的核心，新思潮在山东的传播较为迅速和普及。在济南邓恩铭如饥似渴地阅读种种进步书籍和刊物，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邓恩铭一方面大量地阅读各种文章，一方面也在进行着分析、比较、鉴别，从中探寻真理。不久，他读到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时，被深深地触动了。通过不断的学习、思索，他终于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马克思主义既然能在俄国取得胜利，那末也一定能够指引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于是他开始在济南寻求、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共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到山东的第二年，邓恩铭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山东省立一中录取，编在第9班学习。二叔黄泽沛看到邓恩铭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慧，是可造就之才，把光耀邓氏门庭的深切厚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于是，黄泽沛不惜花了400元巨款，给邓恩铭买了一套《四库全书》，叮嘱他要刻苦攻读，将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邓恩铭为了集中精力学好功课和锻炼独立的生活能力，向二叔请求，搬到学校寄宿，专心致志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

1926年夏，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吹响了进军号，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邓恩铭急切地盼望北伐军早日打到山东。可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山东党组织面临严峻考验。有的人退党，有的人叛党，个别领导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面前执迷不悟，继续实行陈独秀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错误。邓恩铭在紧急关头毫不迟疑地同投降主义者开展斗争，维护党的革命路线。

那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山东，给山东人民的反帝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学校开设了“国耻课”，使同学们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国史。1918年10月，山东要求收回青岛和一切丧失的权益。这一革命举动，在济南各个学校间影响颇大。邓恩铭所在的省立一中也参加了这些活动，邓恩铭更是一名活跃分子，散发传单、演讲会等许多活动中都常常看到他的身影。经过这些反帝斗争活动的锻炼，邓恩铭内心里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也更加坚定了他读书救国的信念。

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全国纷纷掀起了抗议活动。济南各校成立济南学生联合会，积极声援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这时，济南省立一中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邓恩铭的演说、写作和组织的特殊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在同学中崭露头角，受到大家交口称赞。这段时间，邓恩铭结识了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王尽美（王瑞俊），还在齐鲁书社认识了育英中学的进步教师王翔千等一批进步人士。有了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共同活动，更激发他的革命热情与斗志。

在荔波县城东北40华里处，有一个水族聚居的村寨——水浦（水堡）。水浦村有三个小寨子，其中有个板本寨，寨名是水语的音译，原义为水井寨。这里居住着几户邓姓的水族人家。邓恩铭的父亲名叫邓国琮。1901年1月5日（清光绪26年冬月15日），邓恩铭就出生在水浦村的板本寨。他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出生后不哭不闹，闪闪眸子，十分惹人喜爱，家中的长辈们都很高兴，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老乖”。

这一时期，邓恩铭通过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经过深入的学习思考，邓恩铭的思想、立场开始产生革命性的转化。1920年初，他开始在山东《通俗日报》上发表反映券动者生活的文章。他从一个热心于救国救民的进步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当时，一个同学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询问邓恩铭何时才能回归故乡？邓恩铭笑答之后，还当即挥毫写诗抒发自己的志向：

这时的山东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由于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加剧。在济南生活，邓恩铭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的行径，使他不时回想起在荔波时高老师上的那堂历史课，一股爱国的激情在他心中涌动。他想：如果国家尚不能保全，一家门庭的光大又有何用？读书不能为了一人一家，而首先是为了救国。他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发愤读书，将来投身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