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流域的植棉业，元初已经开始有记载。1273年，元司农司所撰写的《农桑辑要》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植棉业发展到黄河流域的“陕右”，即今甘肃河西走廊、陇东及陕西西部一带，文曰：“木棉……西域所产，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1285年《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载：“木棉，江南多有之”。1289年，元世祖在江南设置“木棉提举司”，专门督课植棉，征收棉布。1313年，王祯《农书•木棉叙》中称：“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蜀既获其利，到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虽曰南产，言其适用，则北方多寒，或茧纩不足，而裘褐而费，此最省便。农务助桑麻之用，华夏兼蛮夷之利，将自此始矣。”又称：“夫棉为物……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又兼代毡之用”。表明元统一以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花种植已经相当普遍，由此推断，山东的棉花种植业已有近800年的历史。

鲁锦的刷线工序，与出现在明代的《农政全书》和清代的《豳风广义》里的轴架式整经也非常相似，两本书献对此工具均有详实记载：二人在前，一人转动圆框卷绕经丝，另一人左手中拿木梳一把进行梳理，后面一人把丝绺整理排列，以防乱头，卷绕到一定长度后，打结。元代王祯在《农书》里也对这种整经方法有所描述。

也称为赶或捍，南宋之前北方都用辗轴，目的是把棉籽与棉絮分开。鲁西南传统轧花方法使用的轧花机（搅车，即脱籽机）一般以硬木为架，旧式的绞棉花机子体积很小，在一个40cm见方的木框里，两根立柱之间，横向且平行地嵌入一根细铁棍和一根粗木棍，两者之间的间隙以能卡住棉籽为宜。使用的时候，用左脚和右手操作，使铁棍和木棍同时转动起来，左手将籽棉不断的喂到两根棍之间的缝隙中，通过两棍的运动方向相反，使籽和棉分离。这种方法使棉纺织手工机械配套起来，促进了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农书》的作者王祯对于搅车的出现曾这么说：“凡木棉虽多，今用此法，即去子得棉，不致积滞。”一人一天可处理子棉十多斤。绞出的棉絮俗称“棉瓢子”。

即将弹好的棉绒均匀地铺成薄薄的一层，然后用表面光滑的高粱或者秫秫莛子将其卷起，轻搓一下，使棉絮形成30-40厘米长，2厘米直径的圆筒状。使棉纤维均匀配置。“棉不几”十分柔软，因此民间歇后语说“‘花不几’敲磬——没音儿”。这里使用的“莛子”在《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称之为“卷莛”；《沪城岁事衢歌》称之为“栅子”上海一带又称之为“搓条子”；其他地方还称之为“拘节”、“擦条”等。对于“bǔji”背后的词语的确切写法尚无定论。目前研究鲁锦的相关文献中有“布鸡”、“吥叽”、“补几”、“卜几”、“不即”等写法，河北魏县称此为“花节”，河南汝州成为“花捻儿”。对此工艺在元初王祯的《农书》中就记载说“淮民用蜀黍梢茎，取其长而滑，今他处多用无节竹条代之。”蜀黍即高粱的别称，而在鲁西南秸秆较粗矮者称为高粱，而秸秆较为细长者称为秫秫。其中秫秫在鲁西南地区发音为“fufu”，尽管其梢茎也被称为“莛子”，但去穗之后其秸秆总体被称为秫秸。民间多用其茎稍搓“不几”。窃以为bǔji或为“秫秸”是方言发音或古音讹化。在鲁西南某些圆柱形条状物的东西也被称为bǔji，如面bǔji就是指做馒头或包饺子时揉好拉长而未切开的柱状面团等。抑或由此而来。

南京云锦主要的生产工具是长5.6米、高4米、宽1.4米的大花楼木质提花机。这种大提花楼机是生产皇室贡品所专用，因此，在南宋楼璹《耕织图》、元朝薛景石《梓人遗制》、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明朝王祯《农书》中均未见著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苏、杭、成都等地也均已失传，唯独南京一地仍完整地保存着云锦大提花楼机的全部设备和工艺，织时由上、下两人配合操作，一天仅能织出云锦5厘米左右，故有“寸锦寸金”之称。一件云锦，从图案设计，到最后织成产品，其生产工序极为复杂（如下图所示）。

元朝中后期王祯所编纂的《农书》中已经有了手摇搅车的记载。在鲁西南地区最早使用的轧花工具大概是这种装置。由于它需要三个人同时配合，而普通小农户并不容易抽出此等人数操作。所以到了明朝初期，出现了单人操作的四足踏车。尽管相较搅车而言其生产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其适应了小农户生产需求。这种踏车在鲁西南地区也称为“搅车”或者“轧床子”。它是全木结构，床上装立置木框，框内一对转轴。其中、一根连接右侧手把，另一根通过铁杆连接脚踏。工作时右手摇动手把，同时脚踏踏板驱动两根转轴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左手不断把棉花喂入木框内。这样棉籽就被不断地挤出。当地童谣所唱：“铁山靠木山，白胡子老头往里钻。这边下的羊屎蛋儿，那边下的鹅毛大雪片。”所描述的就是轧床工作时的情景。这种工具效率很低，由妇女操作一天能轧六到八斤籽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