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半印半画年画的异军凸现，并没有立即挤垮扑灰年画的市场。正如民谣“货卖识主，各奔前程”所说的那样，扑灰年画的两大派系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磨砺着，发展着，它散发的艺术魅力自然是高密其他年画品种无法匹敌的，那明星般璀燦的光芒笼罩着与胡祥麟几乎同期和之后的十几名后起之秀们。在高密扑灰年画的发祥地——公婆庙，村中的画师张维先有听京剧及地方戏的嗜好，于是戏曲人物成为他大挂子画的主要题材，“黄鹤楼”、“李靖王”、“三娘教子”、“孔明招亲”等四十多种传统戏曲故事，意化成美丽的年画，在民间广为流传。张维先被誉为当地的民间画圣，他一生带徒多人，后来颇有名气的张永敬、张道龄父子皆是出于他的门下。在姜庄棉花屯，善画大挂子条山的石玉山是石家画派的奠基者，他的“玩鸟图”、“杂技艺人”等取材于现实生活，成为开拓现实生活的典范。他的邻村是甄家屯，李洪喜是这个村子画业的开山鼻祖，现在中国民间美术馆中收藏的《历代帝王图》，相传是他当年的得意之作。

与此同时，万历进士谢肇淛撰《五杂俎》，其中有画家与门神的故事：画家戴进，钱塘（今杭州）人，不肯为方伯（知府）画门神。方伯怒，以刑具加在戴进身上，戴仍不屈。右伯黄公泽见而问其故，戴如实回答。右伯笑而释之。戴进感黄公泽之恩，便以平生得意之作四幅，尽赠黄公。此一故事从侧面反映了门神年画已非画家所乐为，而是民间画工艺人之专业。画家与画工之分，到明代更明显了。

我们说思维决定创意，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创意；而创意又决定题材，有什么样的创意就有什么样的题材。黄梅挑花的创意思维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影响着挑花题材与图案的选择。特别是以黄梅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黄梅挑花的题材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对黄梅人尤其对黄梅挑花的女性的影响尤其深刻，她们把黄梅戏的剧情故事、人物形象如《桃园结义》《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七女送子》《状元游街》《梁祝姻缘》《四郎探母》等挑绣在自己得意之作中，以抒发对剧中人物、剧中故事的无限崇敬。

“斗方”是用于居室装饰的绵竹年画，并不是通常所谓“正方形”的概念。其规格多为三毛，纵横尺寸分别为54厘米，40厘米，内容有历史、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和美女、童子形象。此类年画被称为绵竹年画中最有兴味而又珍贵的品种，是刻工和画师在劳动之余，共同构思创作出来的，艺术价值高。其中的戏曲人物多取材于流行的川剧，如《连环记》《双旗门》《摇钱树》《打红台》等。戏中角色装扮、架势皆依舞台演出绘制，人物生动，情节鲜明。此类年画中一些讽刺年画主要源于民间的传说故事，更是画师们的得意之作，如《三猴烫猪》《春官偷酒壶》《狗咬财神》等。

取材于《红楼梦》第八十一回。宝玉偶至藕香榭，见李纹、探春、李绮、邢岫烟四人在钓鱼，便躲于太湖石后，拾一小石子投向水面，吓了四人一跳。后四人邀宝玉一起钓鱼，以占运气好坏。此画作于光绪二十九年仲春，为高桐轩晚年得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