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四川省府所在，又是远比灌县来得繁荣的大都市。因此在羌族人民心目中，这儿是比马尔康更高层的政治威权中心。岷江上游村寨流传的一些故事中，成都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也反映成都过去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羌族人偶尔需要到成都购买在灌县不易买到的货物，或在此卖出一些土产，或只是访友、逛街。无论如何，成都对他们而言代表富裕、现代化，但也充满了危险。有些羌族为了做生意搬到成都居住。在此，他们几乎都聚集在西门一带；到成都买卖货物或逛街的州内人，也常只在西门一带活动。成都的西门是由阿坝州进入成都的门户，长途车的终点便在西门车站。在成都，他们常自称“州里的人”，只要是州里的人，无论是藏族、羌族，都感到彼此亲切些。

在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本地建构“我族”认同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其实，不只是在岷江上游如此，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本土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指在本地被认为较有学问的人。因此这其中应包括两种因素：一是“知识，二是被群体接受的“知识权力二这两者又常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本地人而言，一个人会比他人有更丰富的知识，此知识多来自“外地”。外来知识在此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区，无论其是否“真实”，都挟带强有力的政治与文化威权。本土知识分子因接触、掌握此种知识，也得以借此建立自己在本族群中的威权。近代早期的“端公”，便因为掌握许多外来的汉人宗教文化知识，因而有其本土知识权力。

女人一方面是家中的一份子或家中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她们也是家内潜在的敌人——就像是火神与灶神一样。在本地传说中，灶神经常向天神传话告密；女人也常将家中的事告诉她的弟兄，也就是对父系家族成员而言的“母舅”。事实上，一句羌族地区的俗谚——“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也将舅舅比为具威权的天神。母舅在羌族地区，如前所言，是与父系家族力量相制衡的一股力量。妇女经常引进其弟兄的力量，来干涉儿女的管教、嫁娶与分产等问题。当地人的说法是，舅舅在这些方面有无上的权威。因此在家中大事的决策上，父权与勇权时有冲突。如此，女人不但是外来者，而且她们是引进“舅权”的外来者。在各种毒药猫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种关系。譬如，人们相信毒药猫连自己的儿子都要加害，甚至专挑自己的儿子以供其他毒药猫飨宴之用，但绝不害自己的弟兄。在一些流传普遍的故事中，最后被揭穿的毒药猫，被她的父母或弟兄领回娘家去。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他们认为妻子与媳妇永远站在她们娘家弟兄的一方，而她们的娘家弟兄——儿子或孙子的舅舅——永远争着操纵他们的外甥。在述说毒药猫如何害自己的儿子时，反映的是一个人站在父系家族观点，对舅权与姻亲的敌意与疑虑。而这些舅舅与姻亲，则属于同一沟中的其他家族，或邻近上游沟中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