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艺术风格，当时窗花在构图上要求满幅（即按格子大小，将花纹图案画满，不留白底）色调粗犷块大，对比强烈，鲜艳。一般套色为墨线，米黄，桃红，深绿或草绿，大红，很少工笔彩绘。陕西关中地区时兴人物、故事、八宝花瓶。甘肃东部流行花卉之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产量平均占所有年画总产销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百分之二十销往甘肃。

宗教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中国发明印刷术开始起，直至二十世纪止，在印刷术进步的悠久历史中，无论何种语言或在任何国家，其最初的印刷，几乎无不和神圣经典或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神圣艺术有关。中国最早的印刷，即为佛经和佛教图像。”作为被赋予驱鬼避邪、卫家护宅功能的门神，由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是成为民间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因此，门神也成为年画中表现最多的一种题材。桃花坞木刻年画中门神的形象主要有武门神、文门神、祈福门神三种类型。武门神的形象通常是身披甲胄、手执斧钺的勇猛武士，如《神荼、郁垒》、《秦琼、尉迟恭》；文门神、祈福门神的形象主要有《天官五子》、《刘海戏金蟾》、《三星高照》、《招财进宝》、《开市大吉》等。除了驱鬼避邪的功能之外，人们在门神年画中还逐渐融入了鹿、蝠、马、宝、瓶、鞍等动物、植物以及器物的谐音和象征意义，或单独表意，或意象组合，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向往。如《钟馗》在画面上方雕刻有蝙蝠、蜘蛛两种动物。这是因为，“蝠”谐“福”，蜘蛛在南方又被俗称为“喜蛛”，寓意“福从天来，喜从天降”。

当今羌族村寨妇女穿着色彩鲜艳样式特殊的「民族传统服饰」。然而文献与相关照片显示，二十世纪前半叶羌民的服饰以灰白色调为主，非常朴素。当时有些观察研究者也指出，当地土著服饰毫无特色，由服饰无法分辨羌、汉之别。在本文中，我以二十世纪前半叶到九十年代民族主义在汉族与「羌族」中的发展，来说明羌族「民族服饰」的形成过程。我认为这是「民族化」的结果与反映；透过少数民族服饰以造成鲜明化的民族特色，以强化「民族化」所造就的各种认同与区分（中华民族与外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城镇中人与村寨中人、男人与女

虽然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之下，或是在渊源更早的「以德化番」的意识型态下，中国边疆宫员可能虚构土著汉化的情况，请求朝廷将当地土著纳入编户，以此邀功。但由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外学者的描述，以及近年来我在羌族地区所作的口传记忆考察，以及我在一些羌族家庭中所见从前留下的汉籍古书，以及近年在高山村寨出土的清代汉式墓碑，都说明至少在部分地区当地土著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相当汉化了。这也说明了为何在《茂州志》中今茂县附近相当一部分村寨被划分为「汉民里」（杨迦怿等 1831,2：14-16）。南方的汶川附近村寨及瓦寺土司属民汉化程度之深更不待言。

古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崛起的民族往往同时具有繁荣的文化。现代化工业、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信息时代后知识经济的独特力量，使文化繁荣同时成为民族崛起的助推因素。文明转型是全方位的转型，当然应该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惜和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