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摒弃了国家和法起源于神意和永恒正义之说，认为它们来自人的利己本性，政治是强者为压迫弱者达成的协议，或是弱者为保护自己进行的结合。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为了消除专横、贫困和强暴，不得不进行合作，国家遂由此产生。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就是“政治动物”或“城邦的动物”，而城邦就是政治。国家是由家庭开始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