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绘画有院内体和院外体一样，清代刺绣亦可分为院内绣和院外绣。院内绣是清代官家设置的机构所制造的绣品，它有一定的式样、色彩，也可称为“宫货”；院外绣是民间的绣品，其作品绣法与内容均较富有自由创造性，这种绣是以闺阁占多数。清代陈玫作的《月漫清游图》，其中描绘的就是宫廷侍女聚在一起刺绣的情形。此外，清政府继续沿用明代的旧制，在江南成立三织造，不仅如此，随着清朝廷宫用需求的不断增大，又在苏州特设织造署衙门，有南、北两织局，其中有捡绣匠若干名，专门为朝廷服务。刺绣任务多时，还另行在外租民房几十间，临时集中大批绣女赶制宫货绣品。事实上，清廷虽在江南设立了三大织造局，其主要生产制造的还是缎匹，其余刺绣、绫、罗、缂丝等，均是向局外的民间采购。当然这种采购并非在市场上随便收买，而是有一定的订货对象，当时把这种承造织署丝织品的民间纱缎庄叫做“织差货”。

第二，从“宫绣”和“民间绣”的不同角度上看，京绣是“民间绣”和“宫绣”相互促进发展的，二者相辅相成。“宫绣”中有来自民间的优秀绣工，而北京地区的“民间绣”也在“宫绣”的影响下，形成了北京特色。“刺绣在朝廷为宫货绣，在富庶人间为闺阁绣，在民间为日用绣，明清时在市场上流通则为商品绣。”可见，刺绣品会因服务的对象、存在的环境等而异。将京绣称为“民间绣”则否定了京绣曾为皇亲国戚服务的历史；反之，将京绣称其为“宫绣”，则将京绣发生的起点界定在了辽代，因为在北京的历史上第一个将其作为都城的是辽代。京绣在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它更多的是宫廷绣的身份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北京作为都城的开始才促使了京绣的飞速发展、加快了京绣的质变过程。尤其在明清时期，京绣摇身一变成了声名显赫的“皇家绣种”，注入了皇族血脉，继而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凌驾于各种绣种之上。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服饰中的刺绣有了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宫廷重视，另一方面是南北绣种百家争鸣，形成了繁荣的景象。朱启铃《纂组英华》中就提到乾隆年宫中命设刺绣科，此时乃南绣北来传授，北绣另成一派之始也。宫廷中的刺绣是集百家之长而形成的刺绣中的极品，而当时的民间刺绣同时受到了宫廷刺绣的影响，亦颇具特色。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导致了自辽代以后京绣是以宫廷绣为主，以民间绣为辅。但是，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湮灭，宫廷中的绣工再次流落民间，京绣进一步在民间，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生根发芽，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京绣由此开始了它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