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涅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

较认真的学者考虑到“民族”是一个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业、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征等的人群，他们也以此来思考历史上的“羌族”。因此，他们努力在文献、考古与民族学资料上印证这个“羌族”在广大时空中的存在与延续。部分考古遗存中的火葬以及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火葬之俗，被认为是文献中“羌人火葬”的反映。当代岷江上游村寨居民有“白石”崇拜，因此有些随葬白石头的墓葬被认为是古“羌人”遗存。当代羌族中有一种祭司，汉语称“端公”。有学者认为这是羌人的“鬼主”，又将中国古史文献中的“鬼方”等同于“西羌”，如此将商周之“鬼方”、汉代之“西羌”与今日之“羌族”联系在一起。在语言上，由于今日羌族与藏族都属“藏缅语族”，汉代川西一带“白狼羌”留下的“白狼歌”也被认为属藏缅语，而春秋时之“姜戎氏”又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这些都被用来证明“羌”为一有共同语言特征的人群。在经济生业与宗教信仰上，中国古籍称羌为“西戎牧羊人也”之记载，羌字由羊、人所构成，与姜姓有关之“大岳”也被认为与羊神信仰有关。再者，某些甘青西藏考古遗存中的羊骨以及当代羌族身穿的“羊皮袄”、端公的“羊皮鼓”，都被拿来印证一个在经济与宗教生活上与羊关系密切的“羌”族之存在及其历史延续性。

认真思考、探索“土著文化”的学者，也常陷于一种学术想像之中——想像、寻找与建构一全然不受外界影响的土著社会。成书于战国时的《国语》，有一段记载叙述一位被华夏认为是“戎”的异族领袖所说的话。这位“姜戎氏”说：秦惠公说，我们这些戎人是“四岳”的后裔。如果此记载确实，这显示当时的秦人或华夏曾建构戎人的族源，并将此记忆播入与他们往来密切的戎人之中。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本土历史”？接受、融会外来历史知识后，土著所相信的历史是否还算是本土历史？对此，我的观点是：并没有绝对不变的或纯粹的“土著”，也没有不变的、单一的、可免于外界影响的“本土历史”。在与外界接触中，“本土历史”有其变易与多样性，也因此造成一个族群本质的不断变迁，其内部各次群体间的结构特质也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