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羌族知识分子，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本地的端公、土官、地方头领及基督徒领袖等之旧“知识分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当地新、旧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差别，他们都靠与外在世界接触所得的外来“物”与“知识”，来增进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布土事务的诠释权。也因为与外界的接触，让他们比其他民众更深切感受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因而致力于选择或建构一个荣耀的起源（历史）与足可夸耀的本民族文化。与当年的苟平山一样，当代“羌族知识分子”并没有刻意虚构他们的历史文化，他们只是被说服，或选择性地接受一些足以自傲的历史文化。

上古畜牧起源于狩猎，是男子从事的产业。农业种植起源于采集，是女子操作的劳动。传说中的姜姓部落多与农业有关，早于神农的共工氏就是姜姓部落的一支。传说共工氏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乃是洪水泛滥的时代。共工氏及其后代都致力于防治洪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神）。”（《礼记.祭法》）共工氏子孙在黄帝时任“土官”，少皞时任“水官”，禹之时四岳继续协助禹治水。水是早期文明的先决条件，也是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传说姜姓共工氏不仅是古羌人中也是中国古代先民中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部落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羌人姜姓部落开启了中国的农耕文明。

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岷江上游村寨社会。在一村寨人群内，人们主观意识上的“族群”之别，常存在于头人与其子民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邻近家族之间。土官、头人们强调其“汉人”祖源，展演其汉人士绅文化习俗，并歧视、污化其子民的血源与文化习俗。男人则怀疑由外嫁入之女子的“根根”不洁，担忧其可能带来的“蛮子”习俗污染本地规范。在本书第四章，我说明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过去女人常被认为有“蛮子”血统，或有“毒药猫”及其他魔性遗传。如此，村寨中的女人，或某一个女人，成为人们心目中或潜意识中“蛮子”的化身。因而村寨民众心目中的“蛮子”，是远方的“异己”，是邻近上游村寨的“异己”，也可能是本寨中其血缘遭蛮子污染的“异己”。最后，在一个以男性成员为核心的家庭中，一个男性最亲近的“异己”便是家中的女人。虽然在岷江上游的羌、藏族中，人们普遍相信女人有“魔性”或是有“污染力”，但他们一般不会怪罪或歧视家中女性。于是少数村寨中的妇女被众人（包括其他女性）视为“毒药猫”，成为村民们对一层层外在“异己”之恐惧与敌意的代罪羔羊。

这种本土的“羌民”或“羌族”认同或一种以“借”、“热”或“尔玛”等自称族名来表述的我族认同，早期只流传在少部分本地民众之间。他们是一些较有机会接触外来知识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些“本土知识分子”主要是能读汉文的土官、村寨长老与头领、端公以及本地基督徒领袖们。他们都因对“外界”与“过去”有丰富的知识而为村寨居民所敬重，他们也因为有知识而掌握权力，而得以将自己的知识与诠释推广流传。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外界的接触，使得他们心目中的“我族”范围已不限于本村寨或本沟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