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羌族知识分子，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本地的端公、土官、地方头领及基督徒领袖等之旧“知识分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当地新、旧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差别，他们都靠与外在世界接触所得的外来“物”与“知识”，来增进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布土事务的诠释权。也因为与外界的接触，让他们比其他民众更深切感受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因而致力于选择或建构一个荣耀的起源（历史）与足可夸耀的本民族文化。与当年的苟平山一样，当代“羌族知识分子”并没有刻意虚构他们的历史文化，他们只是被说服，或选择性地接受一些足以自傲的历史文化。

陶伦士所注意的或其所描述的“羌民宗教”，几乎都与《圣经》记载或在西亚地区仍然可见的一些宗教习俗相关。他相信在此“蛮荒”之地，土著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木比色或阿爸色，是对上帝耶和华的信仰。他又称，因为羌民多住在高山上，这最高的上帝天父还有一个名字：“山神”。为了支持这样的看法，他举出一些宗教文化上的证据。譬如，羌民尚白；他认为白代表宗教与道德上的洁净，这与古犹太人的信仰习俗相同。又如，他提及羌民不拜偶像，如同遵守《十诫》的犹太人，只以白纸与白石来代表神。又如，羌民在高山上进行的祭仪，相关的“神树林”信仰、山上以石头堆成的“祭坛”，都被他视为与古犹太宗教传统有关，或是有其《圣经》记载根源的习俗。他又认为，羌民相信上帝是毫无瑕疵的，而人则是带罪的。人要接近上帝必须先除去罪，因此上帝派遣带罪的使者到世间帮助人们除罪。在他的著作中，陶伦士费心描述羌民“端公”及他们所主持祭山杀羊子的“还愿”活动，“端公”也就是他所称的除罪使者，“还愿”是除罪救赎之习俗。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及，当时一位陶伦士的当地好友兼传教助手——汶川木上寨的苟平山，他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后，也帮着陶伦士宣扬“羌民原本是上帝子民，以色列人后裔”之说。在他所写的《告大羌族同胞书：献羊子始末》中，他称听了陶伦士的解释及读了《旧约圣经》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羌民对天神献羊子与古代以色列人的献祭同出一源。

近代羌民或羌族文化探索与由此产生的文化描述，作为一种被夸耀、展示的社会记忆，它们不只是对汉人知识分子展示，也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展示，因此影响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葛维汉曾解释，为何羌民会让陶伦士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时他指出，“他们为了讨好外来访客，而常答以虚构不实之事”。的确，无论在人类学或是口述历史的田野采访中，报告人皆常揣摩调查访问者的角色、态度及其意图，以选择适当的陈述来响应。但是，当本土知识分子苟平山宣称“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及上帝信徒时”，他不一定是用虚构不实的陈述以取悦陶伦士，很可能他被陶伦士的“知识展演”说服，而真的相信如此。学者或其所代表的政治或文化主体，挟其知识与政治、经济优势与“土著”接触时，他们所带来的外来知识对于“土著知识分子”而言，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与“土著知识分子”的本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此，“土著”自然指的是相对于优势外来族群而言的本地人；“土著知识分子”则是指他们中由文化接触获得新知而被众人认为有知识的本地人。这些本地人也因此常成为外来学者的报告人、助手与好友，或成为外来政治文化机构的本地代表。无论如何，他们是与外在世界常有接触的本地人。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所带入的外来“物”与“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使他们对本土事物有优越的诠释权，使他们成为“土著知识分子”。然而也因为与外界的接触，使他们比其他本地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在此情境下，苟平山接受了一个“西方”祖源，并让部分羌民也深信他们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无论如何，这只是近代羌族民族化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