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青片、蒲溪沟、赤不苏、小姓沟，都是当前最偏远的羌族地区。这也显示这种社会记忆无远弗届。无论从语言、历史与文化来说，都没有充分证据可说明羌族与日本人有族源或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历史记忆之形成，由以上口述看来，部分因素可能是在与一些日本研究者、访客的接触中，本地人获得、解读或误读到如此讯息。但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某种社会情境，使得羌族民众乐于接受此讯息。这个社会情境便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省区、各单位都在努力争取日资与中日合作，以开发各种经济与文化资源。各种经济、文化性质的日本访问团，常成为中国媒体与官方贵客。另外，在资本主义倾向的消费市场上，日本产品在中国成为现代科技神话的化身；日益依赖各种电器产品，并极力追求现代化的羌族民众，也深受此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自然羌族民众很乐于找到如此的“逃散的羌族”。

近代羌民或羌族文化探索与由此产生的文化描述，作为一种被夸耀、展示的社会记忆，它们不只是对汉人知识分子展示，也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展示，因此影响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葛维汉曾解释，为何羌民会让陶伦士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时他指出，“他们为了讨好外来访客，而常答以虚构不实之事”。的确，无论在人类学或是口述历史的田野采访中，报告人皆常揣摩调查访问者的角色、态度及其意图，以选择适当的陈述来响应。但是，当本土知识分子苟平山宣称“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及上帝信徒时”，他不一定是用虚构不实的陈述以取悦陶伦士，很可能他被陶伦士的“知识展演”说服，而真的相信如此。学者或其所代表的政治或文化主体，挟其知识与政治、经济优势与“土著”接触时，他们所带来的外来知识对于“土著知识分子”而言，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与“土著知识分子”的本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此，“土著”自然指的是相对于优势外来族群而言的本地人；“土著知识分子”则是指他们中由文化接触获得新知而被众人认为有知识的本地人。这些本地人也因此常成为外来学者的报告人、助手与好友，或成为外来政治文化机构的本地代表。无论如何，他们是与外在世界常有接触的本地人。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所带入的外来“物”与“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使他们对本土事物有优越的诠释权，使他们成为“土著知识分子”。然而也因为与外界的接触，使他们比其他本地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在此情境下，苟平山接受了一个“西方”祖源，并让部分羌民也深信他们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无论如何，这只是近代羌族民族化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