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习之走向衰落，与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有直接的关系。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予日本。同年5月10日，首任总督桦山资纪到任。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各方面全力学习西欧的现代化与工业化，教育上则广设新式学校，推行义务教育，取代以往为封建贵族所垄断的家塾或私塾教育。日本侵占台湾后，为了更有效地推行各项殖民政策（方便其统治），必须培养一定数量的日语师资及文官人才，因此迅速地在1896年，便于台北城创设“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国语”即是日语）。“国语”学校为日据时期台湾最高学府，该校实行新式教育，课程中已列有体操、图画等科目。第一代留学日本的台籍西洋画家，如刘锦堂、陈澄波、张秋海、郭柏川、廖继春等，几乎清一色为“国语”学校的高材生，他们在学校的图画课上，受到日本老师的引导，学习光影明暗、立体透视等观察与描绘方法，除了画静物、石膏像，他们也外出写生，捕捉自己所生所长的这片土地的景色。“国语”学校毕业后，他们陆续前往日本，留学东京美木学校，成为最早接受完整西式学院艺术教育的台湾画家。当历史的舞台迎来新时代的风云人物，写生观念成为绘画的主旋律，如此过往在画塾中靠着师徒传授与临摹画稿延续超过百年的闽习书画，只能就此步上一蹶不振的命运。1927年，由台湾总督府主导的官办美术大展“台湾美术展览会”在台北首次举行，许多颇负盛名的台籍传统书画家全数落选，反而原先默默无闻的三位年轻人郭雪湖、陈进、林玉山入选。他们当年都不过二十岁，故被称为“台展三少年”。三少年的入选与艺术的高下质量无关，或者也可以说，艺术的价值判断，从来就无法脱离艺术形式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受到青睐（评审都是日本人），是因为其绘画创作中突出了日本近代画坛在“西洋化”后所强调的进步的写生意识。如此绝对的评审结果，将写生与摹古简化为先进与守旧的二元高下之判别，当中显然含有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性与政治教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