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国本土画家进行绘画创作，就必须对这些本地画家进行培训。这不仅涉及到木版语言和铜版语言的差异问题，还涉及到绘画本身形式风格的不同。于是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播他们的绘画技艺。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i，1582-1649）神父可能是第一位在中国出版西方绘画技法书的人，他在崇祯二年（1629）完成《画答》一书，从学理上介绍西洋的绘画方法。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10-1677）称这部著作“为世所重”，在当时可能产生过一定影响。

欧洲天主教教堂中多有壁画，描绘圣经故事，这一传统来到中国之后也没有改变。在中国修建的教堂，其中的圣经绘画也往往最能够吸引中国民众的目光。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在看过绘画后，也能通过绘画中的生动形象，对天主教有所了解。晚明的传教士们对此深有感触，1641年，毕方济神父在南京建的教堂里画出圣经中的天堂和地狱，引来大量观众，并且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劝化作用：“堂内用西洋画法绘一图，附以说明，右为善天使图，分天使为九种；左为堕人地狱之恶天使图。教内教外人见图新异，争往观之，因而不乏受洗者。”这是西方绘画在中国民间得到传播的生动例证。

为了更好地传播天主教教义，明代的传教士也大量借助中国当时已经十分兴盛的版刻业。明清时期，中国的版刻业十分发达，书籍成为数量大、流通广的商品。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之后发现，基督教的教义通过文字传播，要比通过口头传播更加容易，因为中国人喜欢读书。在常熟传教的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神父有一个账本，在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购买纸张和付给刻书工、印书工银两的记录：“再次付给刊刻贾宜睦神父书籍的刻版工：1.000两；再次购买纸张用来印刷副省会长的书册：1.600两；给印刷60本小册子的印刷工：0.700两；给装订工：0.230两。”

当年织田信长的庇护导致了西方艺术在日本的出现。1590年，一台印刷机运到日本，尼古拉开始在日本教导学生铜版画。随后，一位耶稣会神父在1594年的传教报告里说，在日本开设了8所绘画学校，学校里日本学生的绘画水平甚至不亚于他们的耶稣会老师。但无论是“铜版画”还是以欧洲为题材和采用西方画法的风俗阃“南蛮绘”，都在闭关锁国的政治条件下很快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