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前，无论是民族自治区还是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不管行政级别如何，叫法都一样，不能从名称上区分其行政级别，很不规范，容易造成混乱。而且县以下的区、乡级民族自治区，由于人口太少和地域太小，实际上不可能行使自治权。1954年颁布的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只划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这样，过去建立的区级和乡级的民族自治区必须按照宪法进行更改。1955年12月，国务院同时发出了《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和《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就如何更改已经建立的区级民族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作了具体规定。对已经建立的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办法：第一，有条件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的，暂时保留，等待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时再更改；第二，不能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的，应该先撤销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设立区公所，区内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改建为民族乡。民族乡的名称，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以民族名称冠以地方名称组成；民族乡的人民委员会应以少数民族人员为主；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各民族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在多神教向一神教的发展过程中，天命观的表现形式及天命权限的范围亦由有限的领域向无限的领域扩张，在绝对的一神教体系中，上帝或天主变成了世界和天国之中的独一真神。这个唯一的上帝取消了多神教中诸神的存在，把分管世界各种事务的次级神灵所掌握的权能集中在自己手中，变成了主宰万有、号令一切、全知全能的绝对实体。上帝的意志决定一切，上帝的权能操纵一切。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皆由天命发生，未来的一切亦由天命预为安排，上帝的天命在权能和效用上都是无限的。当然，正如在多神教与一神教之间存在着各种中间过渡型的主一神教、交替一神教、二元神教一样，在有限天命观和无限天命观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兼具这两种类型的中间混合形式。

瑶族的父权制度家庭，其家长的权限首先表现为领导生产和分配财产，其次是宗教的祭祀权。因为瑶族十分重视祖先崇拜，其伦理也就常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同时，由于家长担任家族的祭司，从而使其自身带上宗教色彩。在财产继承权方面则表现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财产，女儿除去少量个人积累的“私房”外，没有财产继承权，仅有嫁妆。即使无儿子，女儿也无权继承财产，在名义上仍要由入赘的女婿来继承，所以入赘的女婿在入赘时，则需以契约的形式明确规定。入赘的女婿，如前所述，则根据其从妻居的时间长短，被划分为有无和不同的财产继承等级。如果入赘六年，男子在女家无继承权；十二年仅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在妻家没有或部分拥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婿，在本家却可以拿受财产继承权，并允许其个人带至女家，但一俟上门期满，则又带回本家。

康德通过一套极其复杂晦涩的哲学推理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全部知识（包括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都是感官材料和人类悟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时空直观和知性范畴）组合而成。思维形式无感觉材料则空，感觉材料无思维形式则盲。但感觉材料是客观对象作用于感官所引起的主体之变化。故经此变化已不再是客观对象自身的再现。时空直观和知性范畴虽然具有普遍必然的性质，但它们也只有和感觉材料相结合才能形成知识，其功能无非是把杂多的感觉材料纳入先天的直观形式和思维形式之中加以范型，综合起来，使之具有必然的秩序。但是这种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仍然是感觉经验所提供的，只对经验有效。但人类的全部经验，如上所说，并不是客观对象（物自身）的直接反映。因此，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科学，都只是在经验中有效的经验知识。它所认识的对象，乃是现象，而不是物的自身。现象，本质上不过是主体的感觉，而物自身则是非感性的，超经验的，决不是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所能把握的。用康德的说法，所谓物自身或现象的本体，实际上乃是我们对之绝无所知，而且绝不能有所知的“X”。这个“X”不是知识或科学的对象，而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从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出发，可以得到一个在哲学、科学和宗教上非常重要的推论：唯心主义哲学所肯定的精神实体，唯物主义哲学所肯定的物质实体，宗教神学所肯定而为无神论所否定的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死之类，都是就这个“X”而言，它们都是对人类理性未经批判而误用的结果。物自身永远是“X”，永远不可知。无论是把“X”说成什么东西，都超越了人类理智的合法权限而对超经验的东西作了论断，因而都是错误的。康德的理性批判一方面否定了建立理性神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标榜理性权威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康德在经验领域内，承认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他认为自然科学绝对不能达到超经验的领域，解答不了“X”（物自身）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