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羌族历史”的探索有多重意义。首先近代国族主义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便是“民族”或“国族”概念以及相关的新学术工具。在此种新的民族概念与新学术之下，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透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建立中华民族此一国族概念；同时也透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将传统中国四裔人群纳入此国族之内。在以下第五章中，我将介绍这个典范“羌族史”以及此“历史”的建构过程。当今羌族，便是由此“历史”得其民族生命。近年来，许多西方学界的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或说明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民族传统”的创造过程，或解释在国族主义风潮下许多“民族”如何被建构。在这一层次上，我同意他们的观点，羌族的例子也支持这些“近代主义者”的观点。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族主义”，相关的“民族”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随着欧美列强的势力传入中国。忧心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并深恐“我族”在“物竞天择”之下蹈黑种与红种人受人统治之后尘，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国族主义”概念与民主改革思想，极力呼吁“我族”应团结以自立、自强。这个“我族”，首先，特别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我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结合“中国人”（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成“中华民疲”的我群认识，逐渐成为晚清与民国初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这个国族的建构，主要赖建立这个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记忆”以及建构新的“华夏边缘”来完成。“羌族史”便是这个“共同祖源记忆”的一部分，而作为少数民族的“羌族”也是新“华夏边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