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滇南彝族平坝地区，鸦片战争前地主经济已经确立，在帝国主义侵入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地租率比过去提高。开远彝族聚居的山区，滇越铁路通车后，地租从产量的1/3—1/2增至2/3。有些地区于实物地租之外，还出现货币地租。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盘剥农民，年利率高达70%。滇南一带经济发展迅速，如个旧锡矿在1878年后有大小彝族资本家20余个，其中孔昭旺就曾拥有四五百名矿工，最小的资本家也拥有工人40余人。由于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彝族农村的土地更加集中。如墨江彝族聚居的荒树寨共52户，2户地主就占有全部土地的40%，使不少彝族自耕农沦为佃农或雇农。但是在这些地区的边远山区，商品经济没有多少发展，有的还在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甚至还保存着领主经济的残余。

封建地主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占人口总数很少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山林、土地，通过向少地、无地的贫农、雇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雇佣劳动，放高利贷等方式，相互建立起依附和被依附的封建关系。近代，这种封建依附关系在上述瑶区表现明显。例如，在恭城三江地区，在1314户农民中，119户地主、富农，只占总户数8.9%，却占有25%的耕地。而占总户数55.6%的贫农只占38%的耕地，占总户数10.6%的雇农只占2.4%的耕地。地主、富农与贫苦农民之间的租佃、借贷、雇佣关系遍及各个角落。地租形式有分租制、定租制、“种树还山”制。分租制有四六分（佃主得十分之四，佃农得十分之六）、二八分（佃主得二，佃农得八）、对半分（各得一半）。定租制根据田地好坏、租期长短立契规定租额，或随收成逐年增加租额。“种树还山”制，租额为二八分，但佃农（叫承批）须于垦荒后第二年在耕地为山主（叫批至）种上树木，耕地丢荒后树木归山主。借贷关系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有80户因婚丧、疾病或青黄不接而借贷。放贷者多为外县、外乡地主富农。利率少者3-4分，一般为5-6分。雇工有长工、短工之分。长工一年工资20余元，短工一天50文铜钱（可买3斤谷子）。此外还有典当关系，贫苦农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典当田地。又如，富川洋冲系平地瑶村子，有地主6户30人，占人口5.7%，却占有715亩水田，每人平均23.8亩水田；占有旱地115亩，每人平均3.8亩。而贫农95户433人，只占有水田264亩，每人平均0.61亩；占有旱地150亩，每人平均0.37亩。其封建关系有租佃关系，租佃有田租、牛租、山租三种，主要是田租。洋冲6户地主所占715亩水田，自耕部分只有150亩，其余565亩用于出租。95户贫农中，70%租田耕种。地租亦分定租和对分租两种。定租多是公田，对分租为私田。除租佃外，还有借贷、山林和土地典当。租佃与高利贷往往联在一起，佃主又是高利贷者。典当山林、土地对于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来说，就等于出卖山林土田。典当分定期、不定期两种，当价比卖价低。典当须请中人立契。典当之田，有的由原主耕种，收获得对半分。江华水口、槁梧两地瑶族内部地主富农极少，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农、贫雇农。当地占有大批山林、耕地的是汉族地主富农。如槁梧乡占人口6.2%的汉族地主、山主，占有林木57365株，每人平均有林木10635株；田地4519.96亩，每人平均有田地89.26亩。地主富农也是通过出租土地、放高利贷、雇工等方式与瑶族、汉族贫苦农民建立剥削与被剥削的封建关系。

首先，争取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税负过重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实施生产性保护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自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以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意向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作为法律条文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因各种原因一直未出台，为推动生产性保护稳定而有序地开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笔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融资难、扶持资金难申请的问题，土族盘绣项目保护企业也可通过申报“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获得低利率的流动资金贷款，以扩大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