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不等的街市，夹杂在几个县城之间，如茂县到松潘间有沟口、渭门、太平、镇江关，汶川到茂县间有雁门、南星、石大关，汶川到理县间有桃坪、通化、薛城等街市。这些坐落在沿河交通线上的街市，长度由两三百米到不足一百米，通常有些卖日用百货的商店，几家简朴的饭馆与住宿之处以及农产、药材的代理收购站。有些街市本身也是区政府所在，附近通常有一所小学。街市是邻近几条沟村寨居民会面与交易的地方，也是往来客货车司机、旅客打尖休息之处。附近村寨中的男人，闲着没事都喜欢到街市上逛逛，找朋友聊天，也借此得知外界发生的一些事。同城镇一样，街市也是各民族混居的地方。

然而在过去，当大多数北川人都自称汉人时，“吃荞麦的人”也就是“蛮子”的代名词。在前面第三章中，我曾提及20世纪上半叶北川地区的族群体系——大家都自称“汉人”，却认为住在上游的都是“蛮子”。事实上，由于地形、气候及植物特性等因素，由下游到上游，荞麦、玉米在各地村民农产中的比例是逐渐增高，其间并没有截然的划分点。道光《石泉县志》也记载，当时的番民“种春秋二养，与汉民同”。也就是说，相邻两地区其居民主食并没有明显区别。因此以“食物”作为汉与非汉的区分，只是人们主观的异己想像与建构。此种主观的异己想像，使得嘲笑上游居民是“吃荞麦的蛮子”的人，自己也被下游的人认作是“吃荞麦的蛮子”。由于大家都多少吃些荞麦，于是在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所有的“汉人”都有族群认同上的危机感。此种借由“食物”来表达的族群区分，及其所蕴含的族群歧视，也表现在北川的一则民间故事《荞子与麦子》上：

城镇与村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羌族”。因此，在许多生活层面上，两者都维持微妙的密切关系。城镇中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很早就离开村寨就学、工作，因此大多无法说“乡谈话”，汉话（川西方言）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在穿着上，他们也与一般汉人无别。然而，他们都认为“典型的羌族”是村寨中那些说“乡谈话”、穿着羌族服饰的人（特别是妇女）。他们欣赏、记录、研究这些羌族文化，并引以为豪。对于村寨民众而言，这些居住在城镇的本民族知识分子，却是相当值得称羡的对象。他们从城镇中人那儿得到新知识（包括民族知识）以及学习新的物质享受。而且，村寨中的人对外界，特别是对城镇，常感到有些畏惧与不安。在1920年代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曾注意到，汶川附近的羌民几乎每个人都在城里有个汉人“干爹”，以求入城时可受到保护而不被汉人欺侮。现在虽然早已没有此种习俗，但城里的羌族知识分子对于本村寨来的人，却仍经常扮演“保护者”的角色。村寨的人进城时，常送他们一些自家生产的腊肉与农产作礼品，而城里的人则帮助这些同乡与各种城中的公私机构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