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宏勋刺死巴杰，逃亡黄花铺，又被脏官贺世赖诬为强盗，提审解京。途经四杰村，为朱龙兄弟劫持，欲加杀害，以报扬州旧仇。余千约请鲍自安父女，又得侠僧肖月协助，夜入四杰村，救出骆宏勋。后花振芳亦至，合力杀退朱龙兄弟。《刺巴杰》、《四杰村》属短打武戏，为武生常演之剧目。三十年代初，盖春来、张德发曾演于天津南市大舞台。

机印年画多请民间艺人绘画，不够细致，失去了杨柳青木版年画那精绘细刻的民间美术的光彩，但因广大农村对干年画的大量需要，机印年画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年画出版的主力。

在战时，从事年画创作，并无传统的年画数据可供参考。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在不少文字中提到“新年花纸”，为连环图画辩护时就提到中国早期木刻画、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之类。美术工作者虽深知“旧形式的采用”与年画发展十分重要，但在当时的陕北山区，农民在漫长岁月中连温饱也难以获得，就更谈不上看到什么年画了。新年时，巧手妇女能自己剪几张剪纸贴在窗上和窑洞中，就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了，因而无从搜集年画的有关数据。

杨柳青民间年画，除戏曲、世俗风情、风景、花鸟等题材外，大量的是这种吉语年画。为什么叫吉语年画？因为这些年画在不同程度上都选用吉语为题材或题目的。吉语，即民间所谓“吉庆话儿”。旧时的年画，主要的贴用者是老百姓，一般地说，他们的生活都比较寒苦。这种画纸价钱虽很便宜，但对他们说来也是年关一笔开销。三十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教授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就记有翔实可信的统计数字。既花了钱，就要图个吉利，把向往寄托于来岁，欢欢喜喜过个年。所以买画一定要买吉利的，几乎形成一种生活观念。封建说教为内容的年画也有，但为数寥寥，没有多少人高兴去买它。大约是画坊主人为对应某种情况，而聊备一格吧。由此看来，作为一种社会的供求现象，吉语年画所以能够大量印绘，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