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籍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叶，在岷江上游两岸已有氐、羌人的存在。秦灭巴、蜀时已有羌人自西北迁来，从此他们在这一带设置湔氐道。秦末汉初，氐羌在这里开垦土地、经营农业，从游牧转向定居，并出现了冉与駹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除此以外，还有白马羌、牦牛羌、白狗羌、邓至羌、党项羌等。

从陈奂说，凡西南夷都是氐，氐的区域是够大的。从魏收说，氐的区域只限于武都郡及巴、蜀一角，又嫌太小了。这个问题，不是文字材料所能解决。只恨司马迁这篇报告写的不仔细，我们推敲不出他的原意来。按氐所居地，从《汉书·地理志》看来，陇西郡有氐道，广汉郡有甸氐道和刚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张掖郡有氐池，武都郡有氐道水，敦煌郡有氐置水，可见其占有之地虽没有羌大，但也不算太小。何况《后汉书·西南夷传》明白说冉駹内有“九氐”，使我们知道《史记》所说的“氐类”决不限于冉駹东北的国家。更何况《史记》所说的嶲、昆明的编发，随畜迁徙，无君长，都和羌人风俗一致，氐、羌种俗大抵相同，从文化上看来，此种人可为氐类，也正和西夜、无雷的可为羌类是一样的呢。

后来武帝天汉中，把汶山并入蜀郡，故《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的县有汶江、緜虒、湔氐道；沈黎的一部分也并入蜀郡；故蜀郡有徙县。到宣帝地节三年，沈黎又并了越嶲，故越嶲的县有定莋、莋蓁、大莋诸名（莋与笮通）。如果司马迁的意思真以为他们都是“氐类”，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氐在东而羌在西，两族各作自北而南的纵贯式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