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为了在思想内容上符合老百姓的审美情感，在表现风格上符合“喜庆祥和，，这一主题，满足老百姓过年的趋吉求瑞心理。清代杨家埠民间画师，能巧妙地利用谐音、寓意、象征等表现手法，准确地将老百姓的这些审美愿望隐含在年画里，使老百姓们一看就可心喜欢。如山东民间年画《榴开百子》，分别画两个儿童在摘取开裂了的石榴子，石榴的多子象征了人的多子；年画《金鱼满堂》中两个娃娃在捉鱼缸里的金鱼，“金鱼”是“金玉”的谐音，有生活富足有余的寓意。再如年画《鹿鹤同春》将鹿与鹤画在同一幅画面中，“鹿鹤”是“六合”的谐音，有天地四方之人同沐春晖的寓意。经常被民间画师们用作象征、寓意、谐音形象的东西很多：如鸳鸯、蝴蝶用来象征美好的爱情；荷花象征祥和；牡丹寓意富贵；蝙蝠代表福；桃、鹤、松等象征长寿；龙、凤、麒麟、大鸡代表祥瑞吉利；喜鹊象征喜庆；梅花象征“五福”；竹叶代表“三多”（福、禄、寿）；佛手表示十全十美等。

清代杨家埠年画中表现驱邪祈福的题材，除了沿袭明代的传统作品并有所创新外，还出现了新的形式，比如小条鹰（作品有《文王百子》等）、老能、张仙射狗、八仙庆寿等，这些年画背后孕育的文化内涵是：旧社会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病了没钱医治，致使子女过早夭折，自己寿命很短。因此人民渴望冲破统治阶级的束缚，铲除邪恶势力的压迫，但是底层老百姓的力量太弱小了，他们期盼伸张正义的愿望难以实现，这使他们不得不寻求精神寄托，把罪恶的缘由主观的加到一些动物的身上，比如《张仙射狗》年画，反映了当时人们认为新生儿的死亡是天狗吃掉的。同时把铲恶的念头也寄托在一些动物身上，比如老能年画都老鹰作为惩邪除恶的力量，白花神鸟镇宅除邪，大有除恶务尽之势。“老能”则逆来顺受，一忍百忍，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这些品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它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属于同种思想体系。“忍”的本身是不能忍，不忍又没有任何办法，又只得忍。在正义无法伸张的情况下，只好把除恶的念头寄托在“白花神鸟”上。这也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逆来顺受的民族劣根性。

随着题材内容的广泛性，清代杨家埠的形式分类更加丰富，张贴方位更加全面，可谓洋洋大观、随处可见。清代杨家埠艺人们“根据农民的住房情况，创作了各式各样的画，大门有大门的画，屋门有屋门的画，炕头有炕头上的画，窗旁有窗旁的画，就连饭橱、仓囤、圈门都有专用的画，叫你买画时感到缺一不可，少哪样也不合适”杨家埠木版年画走的是纯农民画的路子，年画不是皇粮也不是地租，必须要卖出去，为了使年画得到更多的买主，年画作者就必须考虑农民的需要。古代，封建社会里的官府和文人墨客对民间年画嗤之以鼻，以为它不登大雅之堂，对其态度冷漠。然而这种看法却是好事，使得杨家埠艺人们能够放开手脚，按照老百姓的口味，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的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彩的年画作品。清代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形式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