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我国就开始以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方法对瑶族进行调查研究工作。1928年5月至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采集队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等首次深入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等瑶村釆集生物标本，对当地瑶族的歌谣和生活情况作了一般的纪录，首次查明那里存在着盘瑶、坳瑶、山子瑶、花蓝瑶、荼山瑶五个不同的支系，为后来人进行考察提供了重要线索。其调查报告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四集第四十二期和第四十六、四十七合期《瑶山调查专号》上。同年的七、八月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派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县北部六个瑶族村进行近一个月的调查，拍摄了大量照片，纪录了当地的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次年出版《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此书内容粗略，但仍不失为“中国民族学实地调查最早之作品。”1930年春和1931年3月至5月间，中山大学生物系采集队庞新民、李方桂、姜哲夫等，先后到广东北部曲江县荒洞，乳源县公坑、蓝坑，乐昌县大塘坑、贵坑（均属今乳源瑶族自治县）和广西大瑶山的罗香、古陈、罗蒙等村采集标本时，对当地瑶族的社会生产、生活习俗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首次作了比较研究。综合两次调查，由庞新民写成《两广瑶山调查》，于1935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内容偏重于衣食住行和婚姻、宗教等。1935年10月，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在留学英国前夕，曾到广西大瑶山南部对花蓝瑶进行调査，并首次对瑶族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在调查中不幸失足坠崖殉职，费孝通整理遗稿。于1936年6月以王同惠的名义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是年轻的人类学工作者一次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金陵大学开设“边疆问题讲座”的徐益棠教授亦到大瑶山进行了约四个月的调査，陆续写出有关当地瑶族的经济生活、服饰、房屋、法律、生死习俗等方面的报告。1936年11月，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的杨成志、江应樑、王兴瑞、刘伟民、罗比宁等十人到荒洞瑶村进行调査，就当地瑶族的体质类型、历史、经济、宗教信仰、房屋工具、衣饰，农作、传说歌谣等写出调查报告，刊登于中山大学1937年6月30日出版的《民俗》复刊号第一卷第三期《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上。这次调査时间未逾一周，但收集到的材料相当丰富，特别是对体质、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调查都较以前详尽。

建国以后，对瑶族开展比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始自1951年中央访问团到各省瑶族地区进行的慰问活动，当时随团的有不少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对当地瑶族进行了各个专业方面的调查考察，收集了一批资料。1954年、1956年和1958年，又曾先后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本民族干部，对各地瑶族的语言、社会历史和民间文学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综合调査。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写成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有些瑶族研究专著作为国家民委主编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组成部分先后加以出版。在调査编写过程中，不仅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还造就了新一代的瑶族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本民族学者的初步成长，更是难能可贵的。